那道光，是算法冰冷的审判，将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钉死在名为“风险”的十字架上。
林枫的指尖在屏幕上划过，那份名为“风险基因表达模型”的文档，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刺入他的神经。
他的呼吸停滞了一瞬，紧接着，姨妈带着哭腔的颤抖声音在电话那头炸开，将他彻底拖入深渊。
“小枫……你表弟，你表弟他的助学金申请……又被退回来了！已经是第三次了！”姨妈的声音因激动和绝望而尖利，“系统……系统说，说我们家‘家庭存在高风险同情记录’！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家几代清白，哪来的风险？！”
林枫没有说话，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文档中的一行小字。
三年前，一则社会新闻报道了一位见义勇为的货车司机为救横穿马路的小孩而牺牲，留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
姨妈看到新闻后于心不忍，匿名通过慈善机构资助了那个孩子一笔学费。
那是一次连名字都未曾留下的善举。
然而，在这套无孔不入的信用系统里，这笔匿名的善款被精准地捕捉、分析、标记。
文档中赫然写着：“为非亲属提供经济援助，触发二级传染路径，判定为‘跨血缘风险传递’。”
算法认为，这种无视血缘和回报的同情心，是一种不稳定的、易受情感驱使的“风险基因”。
它会通过亲属关系链进行传递，自动污染整条信用链。
寒意从林枫的指尖开始，沿着手臂，一寸寸爬上脊背，最后冻结了他的心脏。
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善良真的可以遗传，只是在这个时代，传下来的不是人人称颂的美德，而是一副足以锁死子孙后代前途的无形枷锁。
挂断电话的那个深夜，赵子轩的键盘敲击声像密集的战鼓。
他几乎是一口气吼出了那篇文章的标题——《你捐的每一分钱，都在给孩子埋雷》。
文章以林枫姨妈撕心裂肺的质问为引，冰冷地罗列出十个真实发生的案例。
那些曾经因为乐善好施、见义勇为而登上本地新闻的“好人”，他们的子女无一例外，在升学、就业、贷款等环节遭遇了系统性的阻碍。
文章像一颗投入死水中的炸弹，激起短暂而剧烈的水花，随即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迅速压制、限流、删除。
“删得越快，说明我们戳得越痛。”张野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眼神里全是狠劲，“他们有服务器，我们有印刷机。”
第二天，青州最大的菜市场里，买菜的大爷大妈们发现，找零的钱里夹着一张质感奇特的小卡片，印刷得像一张银行账单，抬头写着“信用账单”。
上面印的不是消费记录，而是赵子轩那篇文章的精简版。
快递小哥们派送的包裹里，也悄悄多出了这张卡片。
它们像病毒一样，通过最原始、最不可追踪的物理方式，渗透进城市的毛细血管。
风暴在无声中汇聚。
第三天上午，青州市教育局的信访邮箱被彻底引爆。
三百多封邮件，内容惊人地一致，附件里是同一张被手机拍下的“信用账单”照片，正文只有一句话：“我也是那个‘不该同情’的人。”
与此同时，陈默的十指在键盘上化作幻影。
他彻夜未眠，终于在庞杂如星海的数据后台中，找到了那根连接魔鬼的脐带——“助学金审批系统”与市公安局的“见义勇为数据库”之间，存在一个实时同步的数据镜像接口。
这意味着，所有曾被官方表彰或仅仅是记录在案的“好人”，他们的直系、旁系亲属，都会在审批系统的最底层，被自动打上一个名为“情感驱动型人格”的标签。
这个标签的功能只有一个：系统性地、不可逆地降低其所有家庭成员的“资源分配优先级”。
为了让这冰冷的逻辑更具杀伤力，陈默编写了一个爬虫程序，用虚拟身份模拟了数万次助学金申请流程。
一组触目惊心的对比数据生成了：同一个学生的所有资料保持不变，若其父母的信用记录中“无善行记录”，助学金申请的系统通过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而仅仅因为其母亲的档案里有一条五年前参与社区失踪老人救援的记录，通过率便骤降至百分之十二。
林枫看着屏幕上那“87%”和“12%”的巨大反差，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冰冷的笑意。
他轻声说，像是在对自己，也像是在对这个荒谬的世界宣告：“原来我们不是在培养人才，我们是在筛选冷漠。”
他做了一个决定。
必须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不经意间的一次善良，会如何像诅咒一样，缠绕自己的整个家族。
他和陈默联手，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制作出了一个交互式网页——“亲情脱钩模拟器”。
网页界面极其简洁，只有一个输入框和一排按钮。
你只需输入任意一次微不足道的善举，比如“帮迷路的陌生人报警”、“为饥饿的流浪者买了一份盒饭”、“在网络上为受害者发声”，然后点击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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