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笑声里没有半分喜悦，充满了无尽的荒谬与悲凉。
“原来是这样。”他轻声说，像是在对自己耳语，“原来好人真的不能当。当了，就得全家一起跟着倒霉。”
赵子轩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他借用一个朋友的身份，伪装成学生家长，成功混进了青云中学一年一度的“家校共建会”。
会议厅里，正播放着精心制作的宣传片——《信用家庭，幸福之本》。
画面上，一群穿着整洁校服的孩子，举着“我家信用满分”、“争做信用小标兵”的牌子，笑容灿烂地跳着舞。
会议间隙，赵子轩借口咨询孩子学习问题，与一位看起来颇有资历的班主任攀谈起来。
几句恭维的话下去，那老师便放松了警惕，压低声音透露：“我们班去年就转走了三个‘低信生’，没办法，校长亲自找家长谈的话，说放在班里‘避免影响整体评估’。都是些挺聪明的孩子，可惜了。”
赵子轩心头一凛，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引向了竞赛。
果然，老师叹了口气：“说起这个就来气，我们班那个小宇，数学天赋特别好，我想给他报市里的奥数竞赛。结果报到教导处，主任直接把名单打回来了。”
就在这时，教导主任恰好从旁经过，拍了拍那位老师的肩膀。
赵子轩立刻低下头，假装看手机，同时悄悄按下了录音键。
他清晰地录下了教导主任对那位老师说的话：“老李，跟你说了多少次，那个小宇的事就别再提了。别给他报名参加什么数学竞赛，你想想，万一他拿了奖，媒体一来采访，发现他爸是因为‘非法集会’被降信的，这算什么？算我们学校成功培养了一个高风险家庭的苗子？这责任你担还是我担？”
录音结束，赵子P轩的指尖冰凉。
当三路消息汇集到林枫这里时，整个团队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张野带回来的是血淋淋的现实，赵子轩带回来的是制度的无情执行，而林枫和陈默推演出的，是这套系统背后冰冷彻骨的数学逻辑。
“不能再等了。”林枫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我们不能只收集证据，必须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被‘筛掉’的孩子。他们不是数据，不是评估报告里的减分项，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转向陈默，“教育局的内网，有没有安全、不留痕迹的通道？”
陈默点头：“他们为了数据安全，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灾备备份通道，物理隔离，但每十二小时会通过一个加密端口同步一次数据。我可以利用同步的瞬间，进行非破坏性访问，只读取，不修改。”
“好，把全县所有被标记为‘低信家庭子女’的学生名单提取出来，一共217名。进行脱敏处理，隐去真实姓名和学校，只保留年龄、性别和家庭被降信的原因。”林枫的目光转向赵子轩，“子轩，用最平实的语言，把这些孩子的故事串起来，写一篇长文，标题就叫——《被筛掉的孩子》。”
几个小时后，一份数千字的长文和一份包含217个匿名档案的名单出现在电脑上。
“然后呢？”张野问，“发到网上？很快就会被删除。”
“不发到网上。”林枫”他看向张野，“你回老城区，联系你认识的那些手作市集的摊主、特教学校的老师，还有那些愿意帮忙的快递员。把这篇文章缩印成巴掌大的小卡片，夹在学生新发的作业本里，夹在家长点的外卖单里，夹在公交卡的充值收据里，夹在每一个人们不会设防的日常角落。”
一场无声的“投递”行动就此展开。
两天后，一个中学老师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她正在批改的作业本，本子里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
她配文写道：“今天发新作业本，在里面发现了这张纸条，看完整个人都不好了。”
照片里，卡片上那行字被放大，清晰可见：“老师，我爸妈不是坏人。”
事件的发酵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就在此时，王教授，那位信用体系的首席设计师，受邀参加了市里举办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未来发展”高端研讨会。
面对台下媒体和学者的提问，他侃侃而谈，将那套冰冷的系统包装成“必要的社会免疫机制”，声称“情感连坐”虽然残酷，但能有效阻断风险的代际传递，是维护社会整体稳定性的“阵痛”。
林枫让赵子轩以一家网络媒体记者的身份拿到了提问机会。
“王教授您好，”赵子轩站起身，声音洪亮而清晰，“我想请教一个具体案例。如果一位母亲，因为见义勇为，救助了一个被官方定义为‘非法’的群体，导致信用降级。她的孩子因此失去了本该拥有的重点教育机会。请问，我们这套‘免疫机制’，究竟是在奖励冷漠，还是在惩罚善良？”
全场一片死寂。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王教授。
王教授脸上的笑容僵硬了片刻，他沉默了几秒，推了推眼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学者口吻回答：“任何制度在初期都需要保持其绝对的稳定性，个案的得失，要服从于整体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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