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离溃师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其引发的政治寒潮已迅速席卷了隆兴朝廷。建康都督府内，曾经力主北伐的枢相张浚，在接到那份字字泣血的败报后，仿佛一夜之间被抽干了所有精气神。他望着长江浑浊的江水，自知大势已去，北伐之责，终需有人承担。未等临安的问责诏书抵达，他便已递上了引咎辞呈。很快，朝廷的旨意抵达：罢张浚枢密使职，授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一个彻头彻尾的闲职。这位矢志恢复的老臣，政治生命随着符离的溃败，黯然终结。
一、 北使临安
张浚的去职，如同一个清晰的信号。金国方面，稳坐中都的世宗完颜雍敏锐地捕捉到了南宋朝廷风向的转变。他深知己方亦需休养生息，不宜久战，但必须利用此胜，迫使南宋签订一个更为有利的和约。于是，以金主亲信、能言善辩的仆散忠义为正使的议和使团，携带着措辞强硬的国书，再次跨越淮水，南下临安。
与绍兴年间金使的嚣张跋扈相比，仆散忠义此行多了几分沉稳与算计，但那份胜利者的倨傲，依然渗透在骨子里。他们被安置在班荆馆，却对宋廷接待的规格百般挑剔，言语间不断提及“符离之捷”与“败军之将”，施加心理压力。
垂拱殿上，仆散忠义手持国书，并未行全礼，声音清晰而冷硬：“大金皇帝致问南朝皇帝。前者，尔国无故兴兵，犯我疆界，幸赖天佑，败师符离。今我主上仁厚，不忍再启兵戈，特遣臣等前来，重定盟好。望尔国慎思之，勿负我主美意。”
他将国书交由内侍转呈，目光扫过御座上面沉似水的孝宗，以及殿中那些或愤怒、或惶恐、或漠然的宋臣，嘴角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冷笑。
二、 朝堂争议
金使的到来与国书的内容，如同在油锅中泼入冷水，瞬间在朝堂炸开。
以新拜右相、主和派核心汤思退为首的一干大臣，立刻抓住机会，力主和议。汤思退出班，言辞“恳切”：“陛下，符离新败，军心涣散，国库空虚，实难再战。金主既有和意，此乃上天赐予之息兵良机！若能以些许岁币，换得江淮百姓安居，社稷重现太平，实为明智之举。当效仿绍兴前例，速定和议为上！”
“汤相此言差矣！” 参知政事陈俊卿怒而出列，他虽知形势比人强，却难掩愤懑，“绍兴和议，称臣纳贡，屈辱至极！今我朝虽有小挫，然国体犹在，岂可再签城下之盟？金人所谓和议，无非是更甚的勒索！若应其所求，陛下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中兴之志，岂不成空谈？”
“陈参政！” 汤思退提高声调，“莫非你要置江淮百万生灵于不顾，为一己虚名，再招来金人铁蹄吗？符离十余万将士的血，还未流干吗？！”
“你…！”
朝堂之上，主战与主和的双方激烈交锋，唾沫横飞，却都心知肚明，在军事失败的阴影下，主和派已占据了绝对上风。一直沉默的枢密副使虞允文，此刻心中充满了无力感。他深知，采石矶的奇迹无法复制，没有强大的国力和统一的意志，任何军事行动都如沙上筑塔。他最终出列，声音沉重：“陛下，战则需有战之实力，和则需有和之底线。如今…确非浪战之时。然和议条款，关乎国格，臣请陛下务必慎之，再慎之！”
孝宗端坐御座，听着臣下的争论，指甲深深掐入掌心。他何尝不想厉兵秣马，雪耻复仇？但张浚罢相，大军新败，国库空空如也，太上皇在德寿宫无声的压力，以及满朝文武大多畏战求安的现实，像一道道枷锁，将他牢牢捆住。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无力。
三、 条约之耻
经过反复的拉锯与艰难的谈判，在汤思退等人几乎是“秉承上意”（德寿宫之意）的不断劝说和推动下，最终的条约文本，还是摆在了孝宗的龙案前。这便是在隆兴二年（1164年，岁在甲申，孝宗后改元乾道，史称“隆兴和议”，亦因在乾道年间执行而被后人称为“乾道之盟”）达成的和约。
条款比绍兴旧约“稍显平等”，却依然浸透着冰冷的屈辱：
· 君臣改为叔侄：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宋帝称金帝为叔父，虽免去称臣之辱，但辈分低了一等，依然是不平等关系。
· 岁币名减实未减：原“岁贡”改称“岁币”，银、绢由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各二十万两、匹。这微薄的削减，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
· 疆界略作调整：宋放弃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之地，金国同意归还其中的商州（今陕西商洛）、秦州（今甘肃天水）的 “部分” 土地，而关系江淮防务命脉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泗州（今江苏盱眙北）等战略要地，依旧牢牢控制在金国手中。这意味着南宋的北部防线，并未因这次“和议”得到实质性改善。
· 归还被俘人员：双方交换被俘人员，但金国扣留的宋室宗族、帝姬等，归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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