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涛，是青禾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家里是三代农民，住在贵南省云州市青禾县唐洼子村，这地方偏得很，在地图上都未必找得着。
靠着山窝窝里抠出来的几块薄田，养活了百十口人，但也像无形的枷锁，困住了祖祖辈辈。
我能读上青禾中学，在唐洼子村能算桩奇事。
村里的男娃，大多读到小学毕业就扛着锄头下地了，女娃更甚，十三四岁就得学纳鞋底、喂猪，等着媒人上门说亲，人生的路径早早被划定。
那会儿，村里不少人劝我爹：
“老林，别傻了，男娃子早点挣钱才实在，读书能当饭吃？”“眼看就是壮劳力了，送去念书，忒亏了！”
但是爹，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农，却出奇地执拗。
他总闷闷地抽着旱烟，半晌回一句：
“我们老林家，祖上是出过举人的。祖辈传下来的话，读书不是糟蹋钱，是正道。”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就像他心里那点不灭的念想。
中考那年，我憋着一股劲，几乎埋进了书本里。
放榜时，我考了全县第三。
消息传回村里，我爹那常年紧锁的眉头，头一回舒展开来，嘴角甚至咧开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当晚还喝了不少自家酿的苞谷烧。
去青禾中学报到那天，爹背着娘连夜赶制的铺盖卷，一声不吭地走在前头。
二十多里山路，他的背影在晨雾中显得有些佝偻，却又异常坚定。
就是这沉默而坚实的脊背，一步一步，把我从那个闭塞的山窝窝，拽进了青禾中学的校门。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谁也没想到，三年后高考那年，国家突然取消了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工作的制度。
消息传到村里，那些当年劝我爹别供我读书的人又摇头叹气，语气里带着几分早已预料般的惋惜：
“看吧，白搭了，读书出来也吃不上‘皇粮’了。”
那是1996年的夏天，热得邪乎，空气里飘着麦秸秆的焦糊味。
那天午后，村头突然传来邮差老王的吆喝：
“林涛！林涛在家不！”
他骑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后座捆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车链“哗啦哗啦”响，老远就能听见。
娘听见动静，立马撩着围裙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
“王师傅，是有俺家的信不？”她的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和期待。
老王把车支在土路上，弯腰从帆布包里翻出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盖着“贵南大学招生办”的红戳。
“青禾中学林涛的，错不了，准是录取通知书！”
他嗓门亮，这话一喊，正在田埂上歇晌的乡亲们都围了过来。
我刚在地里割完稻子，攥着镰刀往回跑，稻茬子刮得脚踝生疼也顾不上。
信封递到我手里，糙得有些扎手，背面还沾着块干泥巴，准是从县城往乡里递的时候，被邮差的自行车颠掉在土路沟里过。
娘想拆，手却抖得厉害，半天撕不开封口，最后还是爹拿过镰刀，用刀刃轻轻挑开了信封边。
一张印着金边的纸滑了出来，“录取通知书”五个字烫得发亮。
那会儿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屈指可数，上回还是前几年老陈家的儿子考去地区师专。
老王凑过来看，咂着嘴念：“贵南大学！这可是省里头的重点大学！”
有乡亲伸手想摸，又怕手上的泥蹭脏了，缩回去在衣角上蹭了又蹭。
小莲那会儿才十岁，挤在人堆里踮着脚看，辫子上的红头绳晃悠悠的。
她拽着我衣角仰着脖子问：“哥，这就是能去省城的纸不？”
我点点头，鼻尖忽然一酸，考前发低烧那半个月，躺在床上翻不了身，爹娘忙着抢收麦子，小莲每天跑二里地去邻村药铺给我抓药，药汤烫嘴，她就用勺子搅着晾，凉了又怕药效散了，急得直掉眼泪。
其实这录取通知书，来得比预想中颠沛。1996年，唐洼子村连部公用电话都没有。
这封通知书从省城辗转到县城，再到乡里，最后到村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却重得压手的贵南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老樟树下，通知书被汗水浸得有点软，上面“动物科学学院”几个字，仿佛是用滚烫的烙铁印上去的。
爹蹲在门槛上，吧嗒着旱烟，烟雾缭绕里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烟锅子磕在石头上的闷响：“咚、咚”，一下，又一下，震得我心里发慌。
娘站在一旁，双手无措地在围裙上揉搓，眼里噙着泪花，嘴里反复念叨着：
“涛子出息了，真出息了，考上省里的大学了……”那声音轻飘飘的，夹杂着难以自抑的喜悦。
贵南大学？省城！对我们这些山沟沟里爬出来的泥腿子来说，那就是云端里的凌霄宝殿。
可欢喜劲儿没过，现实就泼了盆冷水，去省城的路费、学费、生活费，像三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爹娘佝偻的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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