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招工吗？我有力气！”
“老板，我会踩电车（缝纫机）！”
“我做过塑料厂的！”
林向洋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挤进人群。当他好不容易凑到一个正在招“仓库管理员”的老板面前，鼓起勇气说出“我是高中毕业”时，那老板用夹杂着广式普通话的口音，不耐烦地打断他：“高中？大学生我都不一定要啦！会不会记账？懂不懂货品分类？有没有经验？没有？下一个！”
一连几次碰壁，情况大同小异。需要技术的岗位，他不够格；需要体力的岗位，人家嫌他看起来不够壮实；看似需要点文化的文职岗位，人家开口就要经验，或者干脆暗示需要“关系”介绍。他的高中文凭，非但不是敲门砖，反而在某些场合成了一种讽刺——一个“文化人”跑来和民工抢饭吃？
太阳越升越高，气温急剧攀升。深圳的炎热是湿热的，像蒸笼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进眼睛，涩得发痛。他带来的军用水壶早已见底，喉咙干得冒烟。路边有卖汽水的小摊，一瓶“亚洲”汽水要两毛钱，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舍得买。那八十多块钱，在交了几天伙食费给工棚的简易食堂后（王斌帮他垫付了第一晚，但他不好意思再欠），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而解渴，似乎还不是最紧要的“刀刃”。
语言的障碍更是无处不在。劳务市场里，大部分招工对话都是用广东话进行，他像个聋子一样，只能通过手势和表情猜测。那种被排除在主流沟通之外的孤立感，强烈地折磨着他的自尊心。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乡人”。
下午，他又尝试着去了一些看起来规模不小的工厂门口碰运气。高大的铁门，森严的保安，连靠近询问的机会都很少。偶尔有招聘告示，要求的条件也让他望而却步。一天奔波下来，除了满身臭汗、疲惫不堪和越来越深的焦虑，他一无所获。
就在他垂头丧气，准备返回那个令人窒息的工棚时，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头发梳得油亮、眼神灵活的中年男人凑了过来，递给他一支“丰收”牌香烟。
“小兄弟，找工啊？”男人一口带着潮汕口音的普通话，脸上堆着看似和善的笑容。
林向洋警惕地摇摇头，没接烟。“谢谢，不会。”
“我看你像个文化人，是不是刚过来？”男人自顾自地点上烟，打量着他，“是不是碰壁了？正常！这里啊，两眼一抹黑，没人带，很难的。”
这话说到了林向洋的痛处。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呢，是‘兴达’劳务公司的。”男人掏出一张印着模糊字迹的名片，“专门帮你们这样的年轻才俊介绍好工作。你看，像你这样的高中生，去工地搬砖太可惜了。我们这边有好多写字楼的工作，什么文员啊、报关员啊，轻松，工资又高。”
“文员？”林向洋的心动了一下，这似乎符合他对“特区工作”的想象。
“对嘛！我就说你是个人才！”男人一拍大腿，“我们公司跟好多大厂、外贸公司有合作，专门输送高素质人才。不过呢……”他话锋一转，“这种好职位，竞争很激烈的，我们需要对你进行简单的培训，还要打点关系，所以需要一点点介绍费和押金，不多，五十块。上岗第一个月工资就赚回来了！”
五十块！这几乎是林向洋全部财产的一多半！他立刻想起了王斌的警告：“别轻易信人，尤其别提你有多少钱！”他犹豫了。
见他不说话，男人又加紧游说：“小兄弟，机会不等人啊！你看那些人，”他指着劳务市场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想交这个钱还没机会呢！我是看你素质好，才跟你说的。这样，你要是现在定下来，我收你四十块！帮你争取个优惠！”
四十块，依然是个巨大的数目。林向洋内心激烈斗争。一方面是极度渴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摆脱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是王斌的警告和对这个陌生男人的本能不信任。男人的眼神过于活络，话语过于急切，让他不安。
“我……我没那么多钱。”林向洋试图拒绝。
“哎呀，年轻人，要有魄力嘛！投资自己才是最好的投资！”男人不依不饶，“三十！三十块总有了吧？就当给自己买个前途！我可以带你去公司看看，就在前面不远！”
三十块？林向洋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包，心跳加速。如果……如果这是真的呢？也许这真是个好机会？难道自己要一直待在工棚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吗？
就在他几乎要被说服，手指已经触碰到那皱巴巴的钞票边缘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向洋！你在这儿干嘛呢？”
是王斌！他下班回来了，正好路过这里。王斌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油头粉面的男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一把拉过林向洋，用江城方言低声急促地说：“快走！这是个‘拉猪仔’的！专门骗你们这些新来的报名费！钱一到手人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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