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年佩皮尼扬：冷雨里的第一滴血
1998年12月的佩皮尼扬，地中海的暖湿气流被比利牛斯山脉挡住，冷雨裹着细雪砸在火车站的玻璃幕墙上，在地面积成浑浊的水洼。19岁的莫赫塔丽雅·夏伊伯裹着米色羊毛外套，把刚打印好的文学史论文塞进帆布包，站在站前广场的公交站牌下跺脚取暖。她是佩皮尼扬大学的三年级学生，每周五下午都会去大学城图书馆查资料，再赶傍晚六点的公交回家——这是她坚持了两年的习惯，却在这天断了线。
傍晚六点十五分，莫赫塔丽雅的室友莱拉给她打了三次电话，听筒里始终是忙音。莱拉以为她手机没电，直到晚上八点，公交公司的朋友说“今天没见过穿米色外套的姑娘坐这趟车”，她才慌了神，拉着男友往警察局跑。值班警官阿兰·杜邦起初以为是学生贪玩晚归，直到看到莱拉递来的照片——莫赫塔丽雅扎着棕色马尾，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帆布包上还挂着她最喜欢的向日葵挂饰——才拿起笔记录：“19岁女性，身高1米62，米色外套，帆布包，最后出现地点：佩皮尼扬火车站广场。”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清洁工马塞尔推着垃圾车走过火车站东侧的荒地，闻到一股混杂着泥土和血腥的怪味。他以为是流浪猫的尸体，循着味道拨开枯黄的狗尾草，却看到莫赫塔丽雅蜷缩在洼地里，米色外套被血浸透，帆布包扔在一旁，向日葵挂饰断成了两截。马塞尔的尖叫惊醒了附近的住户，等阿兰带着法医赶到时，荒地已经围了一圈人，有人捂着嘴哭，有人举着手机拍照，警戒线在冷雨里晃得刺眼。
法医让·吕克蹲在尸体旁，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拨开莫赫塔丽雅的头发：“颈部有扼痕，窒息迹象明显，胸口有三处锐器伤，致命伤在左胸，刺穿了心脏。”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他用镊子夹起一块组织：“乳房和生殖器官被精准切除，切口很整齐，凶手可能有外科经验，或者至少对人体结构很熟悉。”现场只留下两根棕色毛发，还有一枚模糊的指纹——是莫赫塔丽雅挣扎时，从凶手衣服上蹭下来的。
警方把荒地翻了个遍，没找到凶器，也没找到目击者。阿兰带着队员排查了火车站周边的出租车司机、流浪汉，还有有性侵前科的人，前后传讯了127人，却没一个人符合“棕色毛发、能精准切割人体”的特征。莫赫塔丽雅的父母从阿尔及利亚赶来，在警局哭到晕厥，她的父亲攥着阿兰的胳膊：“我女儿那么乖，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阿兰只能点头，可他心里清楚，这起案子就像佩皮尼扬的冷雨，没个准头。
二、半年后的复刻：蓝色工装下的魔鬼
1999年6月26日，佩皮尼扬的夏天热得反常，火车站附近的餐厅里，22岁的玛丽-艾兰娜·冈萨雷斯把最后一盘海鲜饭端给客人，围裙上沾了点番茄酱。她是餐厅的服务员，每天下班后会坐火车去郊区看外婆，这天临走前，她还跟老板娘说“外婆等着我带新鲜樱桃呢”，手里拎着的纸袋里，红樱桃还沾着水珠。
晚上七点半，外婆没等到玛丽-艾兰娜，打她手机没人接，只好给玛丽-艾兰娜的母亲安妮打电话。安妮骑着电动车往火车站赶，在广场上转了三圈，没看到女儿的身影，却看到几个警察围着一辆蓝色货车说话——那是辆搬运车，车身上印着“索姆省搬运服务”的字样。安妮心里一紧，冲过去问：“你们见过一个穿粉色围裙、拎着樱桃的姑娘吗？”警察摇了摇头，让她去警局做笔录。
第二天清晨，两个少年在火车站南侧的废弃仓库旁抽烟，看到仓库门虚掩着，里面传出苍蝇的嗡嗡声。他们好奇地推开门，手电筒的光扫到地上的粉色围裙，还有散落的樱桃——玛丽-艾兰娜躺在仓库中央，姿势和莫赫塔丽雅几乎一样，颈部有扼痕，胸口有锐器伤，身体关键部位被切除。少年们的尖叫惊动了巡逻警察，阿兰赶到时，法医让·吕克已经蹲在尸体旁，脸色凝重：“和去年的案子一样，是同一个凶手。”
现场提取到的毛发，经比对和莫赫塔丽雅案的棕色毛发属于同一人；仓库门框上的指纹，虽然模糊，但和第一案的指纹有两处特征吻合。阿兰立刻调取了火车站的监控——1999年的监控分辨率很低，只能看到玛丽-艾兰娜走出餐厅后，跟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往仓库方向走，男人的身高大概1米75，背有点驼，走路时左脚稍微有点跛。
“穿蓝色工装、搬运车、索姆省”，这三个线索让阿兰想到了一个人——雅克·朗松。三个月前，警方排查时传讯过他，他是庇卡底地区索姆省人，1994年因强暴一名女子被判八年，1998年提前出狱，在佩皮尼扬做搬运工兼仓库管理员，住处就在火车站附近，而且他的头发是棕色的，身高和监控里的男人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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