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年佩皮尼扬:冷雨里的第一滴血
1998年12月的佩皮尼扬,地中海的暖湿气流被比利牛斯山脉挡住,冷雨裹着细雪砸在火车站的玻璃幕墙上,在地面积成浑浊的水洼。19岁的莫赫塔丽雅·夏伊伯裹着米色羊毛外套,把刚打印好的文学史论文塞进帆布包,站在站前广场的公交站牌下跺脚取暖。她是佩皮尼扬大学的三年级学生,每周五下午都会去大学城图书馆查资料,再赶傍晚六点的公交回家——这是她坚持了两年的习惯,却在这天断了线。
傍晚六点十五分,莫赫塔丽雅的室友莱拉给她打了三次电话,听筒里始终是忙音。莱拉以为她手机没电,直到晚上八点,公交公司的朋友说“今天没见过穿米色外套的姑娘坐这趟车”,她才慌了神,拉着男友往警察局跑。值班警官阿兰·杜邦起初以为是学生贪玩晚归,直到看到莱拉递来的照片——莫赫塔丽雅扎着棕色马尾,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帆布包上还挂着她最喜欢的向日葵挂饰——才拿起笔记录:“19岁女性,身高1米62,米色外套,帆布包,最后出现地点:佩皮尼扬火车站广场。”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清洁工马塞尔推着垃圾车走过火车站东侧的荒地,闻到一股混杂着泥土和血腥的怪味。他以为是流浪猫的尸体,循着味道拨开枯黄的狗尾草,却看到莫赫塔丽雅蜷缩在洼地里,米色外套被血浸透,帆布包扔在一旁,向日葵挂饰断成了两截。马塞尔的尖叫惊醒了附近的住户,等阿兰带着法医赶到时,荒地已经围了一圈人,有人捂着嘴哭,有人举着手机拍照,警戒线在冷雨里晃得刺眼。
法医让·吕克蹲在尸体旁,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拨开莫赫塔丽雅的头发:“颈部有扼痕,窒息迹象明显,胸口有三处锐器伤,致命伤在左胸,刺穿了心脏。”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他用镊子夹起一块组织:“乳房和生殖器官被精准切除,切口很整齐,凶手可能有外科经验,或者至少对人体结构很熟悉。”现场只留下两根棕色毛发,还有一枚模糊的指纹——是莫赫塔丽雅挣扎时,从凶手衣服上蹭下来的。
警方把荒地翻了个遍,没找到凶器,也没找到目击者。阿兰带着队员排查了火车站周边的出租车司机、流浪汉,还有有性侵前科的人,前后传讯了127人,却没一个人符合“棕色毛发、能精准切割人体”的特征。莫赫塔丽雅的父母从阿尔及利亚赶来,在警局哭到晕厥,她的父亲攥着阿兰的胳膊:“我女儿那么乖,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阿兰只能点头,可他心里清楚,这起案子就像佩皮尼扬的冷雨,没个准头。
二、半年后的复刻:蓝色工装下的魔鬼
1999年6月26日,佩皮尼扬的夏天热得反常,火车站附近的餐厅里,22岁的玛丽-艾兰娜·冈萨雷斯把最后一盘海鲜饭端给客人,围裙上沾了点番茄酱。她是餐厅的服务员,每天下班后会坐火车去郊区看外婆,这天临走前,她还跟老板娘说“外婆等着我带新鲜樱桃呢”,手里拎着的纸袋里,红樱桃还沾着水珠。
晚上七点半,外婆没等到玛丽-艾兰娜,打她手机没人接,只好给玛丽-艾兰娜的母亲安妮打电话。安妮骑着电动车往火车站赶,在广场上转了三圈,没看到女儿的身影,却看到几个警察围着一辆蓝色货车说话——那是辆搬运车,车身上印着“索姆省搬运服务”的字样。安妮心里一紧,冲过去问:“你们见过一个穿粉色围裙、拎着樱桃的姑娘吗?”警察摇了摇头,让她去警局做笔录。
第二天清晨,两个少年在火车站南侧的废弃仓库旁抽烟,看到仓库门虚掩着,里面传出苍蝇的嗡嗡声。他们好奇地推开门,手电筒的光扫到地上的粉色围裙,还有散落的樱桃——玛丽-艾兰娜躺在仓库中央,姿势和莫赫塔丽雅几乎一样,颈部有扼痕,胸口有锐器伤,身体关键部位被切除。少年们的尖叫惊动了巡逻警察,阿兰赶到时,法医让·吕克已经蹲在尸体旁,脸色凝重:“和去年的案子一样,是同一个凶手。”
现场提取到的毛发,经比对和莫赫塔丽雅案的棕色毛发属于同一人;仓库门框上的指纹,虽然模糊,但和第一案的指纹有两处特征吻合。阿兰立刻调取了火车站的监控——1999年的监控分辨率很低,只能看到玛丽-艾兰娜走出餐厅后,跟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往仓库方向走,男人的身高大概1米75,背有点驼,走路时左脚稍微有点跛。
“穿蓝色工装、搬运车、索姆省”,这三个线索让阿兰想到了一个人——雅克·朗松。三个月前,警方排查时传讯过他,他是庇卡底地区索姆省人,1994年因强暴一名女子被判八年,1998年提前出狱,在佩皮尼扬做搬运工兼仓库管理员,住处就在火车站附近,而且他的头发是棕色的,身高和监控里的男人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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