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保安提供的信息显示，卡利姆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厦是3月20日，此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而另外两名印尼男子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不见踪影。这一时间点与法医推断的谢氏兄弟死亡时间（3月16日至20日之间）高度吻合。
大厦的其他住户也提供了重要线索。一位住在楼下的住户称，他曾听到楼上有敲击墙壁的声音，像是在进行某种施工。另一位住户则表示，在3月19日深夜，他听到A2室传出两名男子的呼救声和一名女子的惨叫声，女子似乎在喊："不要这样！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还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和一名外地女子搬运水泥进入大厦。
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可能的结论：阿布都·卡利姆及其两名印尼同伙很可能与谢氏兄弟的死亡有关。然而，当警方试图追查卡利姆的真实身份时，却发现他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虚假的——他使用的护照是伪造的，名字也是假的。在当时的香港，身份管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使用假身份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给警方的追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3.2 商业纠纷与债务谜团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谢氏兄弟的死亡可能与他们的商业活动有关。谢顺成在1982年创立了"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黄金期货买卖，业务扩展到香港和印尼。然而，1983年末，这家公司突然宣布停业，原因是有大客户炒黄金亏损后拒绝偿还债务，导致公司欠下至少600万新币的巨款。
更令人关注的是，有消息称谢氏兄弟曾与一位印尼大亨有过经济纠纷。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位大亨在谢氏兄弟的公司炒黄金亏损了2000多万美元，还欠下300万美元债务未还清。谢氏兄弟关闭公司后，曾多次向大亨追讨债务，而大亨则认为自己被谢氏兄弟欺骗，反过来要求他们赔偿。
这起纠纷曾进行过三次谈判：第一次在新加坡，第二次在印尼，最后一次在香港。最后一次谈判的地点正是香港，这与谢氏兄弟前往香港的行程相符。谈判最终不欢而散，此后谢氏兄弟便失去了联系。
警方推测，这起商业纠纷可能是导致谢氏兄弟遇害的动机。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这一推测无法得到证实。此外，警方还调查了其他可能的动机，如谢氏兄弟在香港的其他商业活动、个人恩怨等，但都没有找到确凿证据。
3.3 跨国调查的重重障碍
由于案件涉及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三地，警方的调查面临着跨国合作的重重障碍。尽管香港警方多次请求新加坡和印尼警方提供协助，但由于当时缺乏引渡条例等司法协议，跨国调查进展缓慢。
在新加坡方面，警方的态度相当谨慎。他们以案件不发生在本地为由，不愿发表过多意见。香港警方曾怀疑新加坡有人参与此案，他们可能里应外合掌握谢氏兄弟的行踪，然后将其引入"死亡圈套"。这一推测的依据是，勒索电话中的信息显示绑匪对谢家情况了如指掌，非新加坡本地人士难以做到。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香港警方调查了从香港打到新加坡的电话记录，发现从案发地A2室曾拨打过10通电话到新加坡，时间都在3月3日之后。然而，关于这些电话的具体内容和通话对象，香港和新加坡警方都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在印尼方面，调查同样困难重重。由于阿布都·卡利姆的身份是假的，警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追查他的真实身份和下落。此外，印尼警方的配合度也不高，这使得案件调查陷入僵局。
四、警方努力：全方位调查与持续追踪
4.1 专案组的成立与调查措施
面对这起复杂的跨国凶杀案，香港警方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首先，他们成立了由23人组成的专案小组，由港岛总区罪案调查组第一队队长陈兆年担任负责人。专案组迅速展开工作，对案件进行了全方位调查。
专案组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详细勘查，收集了所有可能的物证，包括铁链、铜锁、铁锤、符咒等。技术人员对这些物证进行了仔细分析，试图从中找到凶手的线索。然而，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未能从这些物品上提取到有效的指纹或其他生物证据。
警方还对伊利莎伯大厦的所有住户进行了走访调查，询问他们是否看到或听到任何可疑情况。据统计，专案组共询问了近200名住户，收集了大量线索。此外，警方还调查了大厦的安保系统，查看了闭路电视记录（尽管当时的监控技术不如现在先进），试图找到谢氏兄弟或可疑人员的进出记录。
为了确认谢氏兄弟在香港的行踪，警方还调查了他们在帝苑酒店的住宿记录、电话记录、消费记录等。这些调查显示，谢氏兄弟在香港期间曾与多名人士会面，其中包括一名珠宝商。据这位珠宝商透露，他原定于4月1日与谢氏兄弟见面，但未能联系上他们，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花槽双尸案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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