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勋宗”和他的智囊团始终坚信，正处于动荡之中的华夏国力孱弱、军力分散。他们在远东地区陈兵百万，认为这是对方无法面对、更无力阻挡的。而华夏的战略部署重点，仍在南方。
在他们看来，只要军事上的施压足够强硬，华夏就会“忍气吞声”，最终承认他们对珍宝岛及其周边领土的要求。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在内部会议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华夏的边防军还在使用被我军淘汰的武器，他们不堪一击。如果他们不妥协，我们可以用更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
“极端方式”的弦外之音，便是对华夏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直指核设施与主要城市。然而，他们的计划从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便开始破裂。
在华夏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第一次交战仅持续了一个小时便告结束。他们所谓的远东精锐瞬间被击溃，挑衅以失败收场。
此时，参谋部谨慎地提出异议，指出解放军的战力早有验证，并希望“苏勋宗”能正确看待己方实力。
然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他们依旧坚信自己强大且不可战胜。这一次的失败令其怒不可遏，随即着手准备新一轮攻势。
3月15日凌晨4时，他们再次集结6辆T-62坦克和一个排的士兵，借着夜色掩护登上珍宝岛潜伏下来，妄图偷袭白天前来巡逻的华夏士兵，以此挽回颜面、继续施压。
谁知华夏边防部队早有准备。前敌指挥部成立后，我军已对防线做了周密布置，部队更抢在对方之前设伏，并早早布设了雷区。加上占据有利地形，战斗伊始，华夏边防军便完全掌握了主动。
为了胜利，毛熊出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T-62主战坦克。这种坦克坚固无比，核心优势在于其创新设计的“酒杯”形铸造炮塔，正面厚度达242毫米，加上优异的防弹外形，防护能力相比前代提升了约30%。解放军发射的火箭筒打到坦克身上，没有任何作用，只是轻轻滑落。
我军士兵并未被这种坦克吓住，迅速总结出经验：打坦克要“打侧不打前”，并且将敌人放到几十米近的距离再猛烈开火。这样既能削弱坦克的火力，又能提高攻击效果。
T-62的车体侧面装甲由不同厚度的轧制均质钢构成，并非整体一块。其上部装甲为45毫米，倾角60度；车体后部装甲厚度为20至45毫米不等，防护最为薄弱。
这种全钢制装甲对聚能破甲弹的防御效能，通常低于对等厚度的均质轧制装甲。正是因为边防军掌握了坦克的弱点，这才抵住了毛熊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这是珍宝岛战役中双方投入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天，毛熊陆续出动5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双方激战9小时。在华夏士兵的顽强抵抗下，最终击退了对方的多次进攻，守住了珍宝岛。
此次战斗中，毛熊伤亡140余人，其前线指挥官、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阵亡，另有一辆T-62坦克被驱入雷区炸毁，而我军仅伤亡39人。
为夺回那辆T-62，毛熊再次派遣部队前来抢夺，结果又被边防军击退。他们恼羞成怒，转而猛烈轰击我边防区河面，炮弹炸得江水翻涌，直到确认那辆坦克沉入水中，才罢手。
然而，他们低估了华夏的决心。坦克最终还是被我军打捞上岸，秘密运回了实验室。这一款坦克虽然整体逊于T-64，但对其技术的研究与仿制，却成为我国坦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此战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
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团队最初对这场远在乌苏里江的冲突持观望态度，不愿过早表态。花旗主流媒体则大多附和苏勋宗的论调，统一打出“华夏好战、是地区威胁”的宣传口径。
《华盛顿邮报》在3月初的报道中这样描述：“两国边境冲突是华夏好战本性的又一例证，可能会加速这个已然分裂的国家内部的崩溃。”
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的普遍看法。自华夏建国以来，西方媒体便因半岛战争的原因，一直不遗余力地渲染华夏“内乱不止、军心涣散”。
伦敦、巴黎的观察家们纷纷预测，珍宝岛冲突将令华夏边境崩溃、政权动摇。他们冷嘲热讽地质疑：一个国力孱弱的华夏，如何能与世界另一超级大国抗衡？
然而，就在这四面楚歌、舆论一边倒的时刻，又一方势力站了出来。它不声不响，却拼尽全力，在世界各国施展手段，扭转舆论，为华夏争取另一种可能。
是不是觉得我们华夏国运好，碰到好人了？
并不是！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利益的考量。何况在全球游说的，是这个世上最聪明、最有钱的那批人。
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资本不断扩大生产，但工人购买力被压制。供给大于需求，造成产能过剩、利润率下滑，经济危机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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