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再次震动。陈老师的信息，这次更急促：
“时间到了！发布！否则一切前功尽弃！”
张斌看着手机，又看看桌上的父亲遗物，最后看向电脑屏幕上危暐的脸。
他按下了播放键。
（三）危暐视频的后半段：忏悔的深度与漏洞
视频继续播放。
危暐在说最后一段话：
“……我愿意当第一个打破它的人——用我的余生，在监狱里，一遍遍回忆我犯下的每一个罪，写出每一份忏悔录，告诉全世界，人性不可计算，信任不可玩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微不足道的偿还。”
视频结束。
张斌盯着黑掉的屏幕，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泪和嘲讽。
“付警官，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人性不可计算，信任不可玩弄’？”他转头看着付书云，“那他在过去十年里算什么？他现在轻飘飘一句话，就把他所有罪行归结为‘计算错误’？我父亲的命、我妈的命、我的人生，就值他一句‘我错了’？”
付书云沉默。他理解张斌的愤怒。忏悔再真诚，也无法让死者复生，无法抹去伤害。
“那你想怎么样？”付书云问，“杀了他？还是让整座城市的人陪葬，来证明他错得有多彻底？”
张斌被问住了。
“我有个提议。”付书云说，“你父亲的信，你现在打开看。看完之后，如果你还是决定发布音频，我不拦你。但在此之前，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不是关于你父亲，是关于危暐如何一步步变成魔鬼的。不是他刚才视频里那种概括的忏悔，是具体的、血淋淋的细节。”
张斌皱眉：“你们又想来那套‘理解罪犯就能原谅’的说教？”
“不。”付书云摇头，“理解不是为了原谅，是为了防止下一个。你恨危暐，是因为他把你父亲当成实验体。但你想过吗，他自己也是某种实验的产物——一个把人性当成数学题来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验。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实验是怎么运行的，就永远会有下一个危暐，下一个张坚，下一个张斌。”
这个角度打动了张斌。他确实想知道，一个清华博士、前途无量的学者，怎么会堕落成跨国诈骗和人体实验的主谋。
“你说。”他坐了下来。
付书云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指挥中心刚刚完成的“危暐心理轨迹重建报告”。这份报告基于危暐的笔记、论文、通讯记录，以及对他导师、同学、早期合作者的访谈，拼凑出了一个人性逐渐剥离的过程。
（四）九次剥离：一个人性算法大师的制造过程
第一次剥离：情感被视为“研究噪声”（2008年）
“危暐在清华读博期间，研究方向是社会认知。他的导师周教授是个传统学者，强调‘人文关怀’。但危暐在参与一次跨国合作研究时，接触到了行为经济学的前沿成果——那些把人类决策简化成数学模型的研究。”付书云说，“他着迷于这种‘优雅的简化’。在博士论文里，他写了一段后来被导师红笔批注的话：‘情感变量在大多数社会决策模型中应被视为噪声处理，因其难以量化且预测价值低。’周教授批注：‘人不是机器，情感不是噪声。’”
张斌冷笑：“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把人当成机器了。”
第二次剥离：将道德困境游戏化（2010年）
“博士毕业后，危暐在一家智库工作，参与设计‘公共政策模拟系统’。他们用游戏化的方式模拟社会困境，比如‘疫苗分配优先权’‘灾后资源调配’。危暐发现，当决策者面对屏幕上的数字和图表时，会比面对真实案例时更冷酷、更‘高效’。他在内部报告里写：‘道德情感在决策中的干扰效应可通过界面设计降低。建议将现实问题抽象为参数可调的模型。’”
付书云看着张斌：“这是关键一步——他开始认为，道德情感是‘干扰’，是需要被‘降低’的东西。”
第三次剥离：第一次真人实验的“成功”（2012年）
“2012年，危暐独立负责一个小型研究：如何提高公益捐款的参与率。他没有采用传统的‘感人故事’宣传，而是设计了一套‘社交压力算法’——在单位内部网上，实时显示每个部门的捐款进度和个人排名。结果捐款额提升了300%。但事后访谈发现，很多人捐款是因为‘怕丢脸’‘怕被领导看见没捐’，而不是出于善意。危暐在论文里写道：‘道德动机的纯度不影响行为结果的有效性。在实际应用中，可利用社交压力等非道德驱动力达成道德目标。’”
张斌听懂了：“他发现了可以用不道德的手段，达成看似道德的结果。而且觉得这很聪明。”
第四次剥离：与顾明远的相遇（2014年）
“在瑞士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危暐遇到了顾明远。当时顾明远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的数据分析总监，他在做一个项目：如何帮助大企业‘优化’裁员方案，减少法律风险和舆论反弹。顾明远向危暐展示了他们的模型——通过分析员工的社交媒体数据、出勤记录、同事评价等，给每个员工打‘价值风险分’，然后‘科学地’决定裁谁留谁。危暐被震撼了，他在日记里写：‘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应用——剥离情感，直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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