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城的秋日，天高云淡，但宝塔山下的窑洞里，气氛却远不如天气那般明朗。
杨先生披着那件旧棉衣，手指间夹着的烟卷几乎未曾熄灭过，烟雾缭绕着他紧锁的眉头。
桌上摊开着两份文件，一份是胡先生从金陵发回的密电，详细描述了邓贤与蒋瑞元首次会谈的僵局。
另一份，则是一封刚刚通过秘密渠道送达的、来自遥远莫斯城的电文，落款是GC国际执行委员会。
“又是老生常谈！”
将那份莫斯城来电重重拍在桌上，语气中带着压抑不住的烦躁与一丝嘲讽。
“什么W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什么警惕资产JJ改良主义的陷阱？什么华国革命的根本道路在于城市工人暴动？他们坐在莫斯城的暖房里，哪里知道我们这里山沟沟里的实际情况！”
王先生拿起那份电文，粗粗浏览了一遍，浓眉也拧成了疙瘩。
“国际的同志们，还是更看重陈绍余、凯丰他们那一套啊。认为我们长期扎根农村，是山沟沟里的MKS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担心我们与邓贤的华南势力接触，甚至考虑加入联合政府，是背离了革命原则，向资产阶级投降。”
“投降？”
杨先生猛地吸了一口烟，辛辣的烟气似乎能压下他心头的火气。
“我们死了多少人？走了多少路？从赣西到秦北，这一路上流的血，难道是白流的吗？要不是邓贤那边偷偷送来的药品和武器，我们能不能走到这里都难说！现在，国际的先生们轻飘飘一句话，就要我们继续硬拼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这是要我们把革命的本钱全部赌光！”
他的声音在窑洞里回荡，带着一种深切的愤懑与无奈。
事实上，在这个被改变的时间线里，工农军之所以能比原有历史提前数年完成战略转移，确实与GC国际在特定时期的错误判断和急于求成的指令有关。
当时在苏国和GC国际内部，以陈绍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上风，他们不顾华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盲目要求工农军攻打中心城市，导致工农军在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提前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远征。
而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等人基于实际情况提出的灵活战略，往往被斥为保守和逃跑主义。
也正是因为在经历了这种与GC国际路线的深刻分歧和惨痛教训，使得杨先生、胡先生等中G实际领导者，对来自莫斯城的指示，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甚至批判的态度。
他们更加坚信，必须将MKS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华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而现在，邓贤的横空出世及其提出的联合政府构想，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摆脱困境、甚至开辟新局面的历史性机遇，但也让他们面临着来自革命纯洁层面的巨大压力。
“国际方面，恐怕不会乐见我们与一个强大的、非苏式的ZZ军事集团走得太近。”
张普忧心忡忡地说道：“他们更希望华国出现一个依赖苏国、遵循莫斯城路线的革命政权。邓贤的华南模式，太独立，太……异类了。”
“独立有什么不好？”
接替胡先生的工作，刚从与华南代表的秘密接触中回来的刘先生，他的看法更为务实。
“邓贤带来的技术、管理模式，甚至部分社会政策，确实有效，能让国家强大起来。这和我们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并不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们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就拒绝一切可能有利于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进步的合作。”
说后他看向杨先生：“杨先生，国际的指示要听，但更要看实际情况。目前来看，蒋瑞元消灭我们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没有华南的介入，我们面临的军事压力是空前的。
接受联合政府的框架，至少能为我们赢得宝贵的喘息和发展时间，也能将我们的政治主张合法地推向全国。这比困守一隅，或者与实力远超我们的敌人硬拼，要明智得多。”
窑洞里陷入了沉默。
只有杨先生抽烟时发出的轻微咝咝声。
他何尝不明白胡先生的话有道理？与邓贤合作，是眼下最符合党和工农军生存与发展利益的战略选择。
但来自GC国际的压力，以及党内可能出现的、基于教条主义的反对声音，也是他必须慎重考虑的现实问题。
“革命，不能光靠本本，更不能靠别人的指挥棒。”
杨先生终于掐灭了烟头，目光变得坚定而锐利。
“我们要对华国的革命负责，对跟着我们流血牺牲的千百万工农群众负责，而不是对莫斯科的某个办公室负责！”
他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简陋的中国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金陵的位置。
“邓贤和蒋瑞元谈不拢，这是意料之中的。蒋瑞元舍不得他那个独裁的宝座。但邓贤展现出的实力和决心，也迫使蒋瑞元不敢轻易关闭谈判的大门。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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