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超把自己亲近的公孙五楼当作心腹。慕容备德原来的大臣北地王慕容钟、段宏等人都觉得心里不踏实，请求到外地任职。慕容超就任命慕容钟为青州牧，段宏为徐州刺史。公孙五楼则担任武卫将军，兼任屯骑校尉，在朝廷内参与政事。封孚劝谏说：“我听说亲近的人不应该外派，外族人不应该在朝廷内掌权。慕容钟是国家的重要大臣，国家靠他支撑；段宏是外戚中很有声望的人，百姓都很敬仰他。他们正应该辅佐朝廷处理各种事务，不适合到远方去镇守。现在慕容钟等人到外地任职，公孙五楼在朝廷内辅佐，我私下觉得这样不太好。”慕容超没听他的。慕容钟和段宏心里都很不满，互相说：“黄狗的皮，恐怕终究补不了狐皮大衣啊（意思是公孙五楼难堪大任）。”公孙五楼听说后，心里记恨他们。
魏咏之去世后，江陵县令罗修谋划起兵袭击江陵，拥戴王慧龙为主。刘裕任命并州刺史刘道规为都督荆、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罗修没来得及行动，就带着王慧龙逃到前秦去了。
乞伏乾归讨伐仇池，被杨盛打败。西凉公李暠和长史张邈商量，想把都城迁到酒泉，以便更好地对付沮渠蒙逊。他任命张体顶为建康太守，镇守乐涫，任命宋繇为敦煌护军，和他儿子敦煌太守宋让一起镇守敦煌，然后就把都城迁到了酒泉。
李暠亲手写了命令告诫几个儿子，说：“从政的人，一定要谨慎地进行赏罚，不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厌恶来决定，要亲近忠诚正直的人，远离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不要让身边的人私自滥用权力。对于别人的诋毁和赞誉，要仔细考察真假；审理案件的时候，一定要和颜悦色，依据情理，千万不要无端猜疑，轻易发脾气。要多征求意见，不要独断专行。我治理政务五年了，虽然没能让百姓完全休养生息，但我能包容别人的缺点，早上还是敌人，晚上就能真心相待，大致没有辜负新老部下，处理事情力求公平，坦坦荡荡，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也没什么增减。从短期看，好像没什么成效，但从长远考虑，还是有好处的，但愿这样做无愧于前人。”
十二月，后燕慕容熙去袭击契丹。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十六国后期的政治风云，以南燕慕容超的崛起为主线，串联起南燕、东晋、后秦、北魏等多方势力的互动，生动展现了乱世中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人性的复杂面向与时代的鲜明特征。
个人命运与权力传承的戏剧性交织
慕容超的人生轨迹堪称乱世中的“逆袭传奇”，却也浸透着权力斗争的血泪。从张掖狱中侥幸存活的遗腹子，到依靠金刀信物认祖归宗的北海王，最终登上南燕帝位，他的命运转折充满戏剧性。公孙氏临终授刀的细节，不仅成为血脉传承的信物，更象征着权力合法性的隐秘密码，为后续慕容超认亲提供了关键凭证。而呼延平的“窃逃”之举，既是个人忠义的体现，也在无意间改变了南燕的权力格局，凸显了乱世中个体选择对历史走向的微妙影响。
慕容超归燕后的表现极具政治智慧——“入则侍奉尽欢，出则倾身下士”，短短数语勾勒出他对权力规则的精准把握。在备德无子的背景下，他通过情感笼络与舆论营造，迅速获得“内外誉望”，为继位铺平道路。这种个人奋斗与时代机遇的结合，成为乱世中权力传承的典型路径：血缘是基础，能力是关键，而舆论与人心则是最终的砝码。
政权内部的信任危机与权力结构隐患
南燕朝廷的权力斗争，深刻暴露了家族式政权的结构性缺陷。慕容超继位后重用亲信公孙五楼，引发元老重臣的集体不安。北地王钟、段宏等“备德故臣”的外任请求，本质上是权力博弈的消极反抗；而“黄犬之皮补狐裘”的隐喻，则道尽了旧臣对新政权的失望与担忧——核心权力被边缘化，外来亲信掌控中枢，这种权力结构的失衡为南燕的衰落埋下伏笔。
封孚的劝谏“亲不处外，羁不处内”，揭示了古代政治中权力分配的基本原则：宗族核心成员应坐镇中枢，而非外放边疆；外来人才需适度制约，不可独掌大权。但慕容超的“不从”，既体现了新君巩固权力的迫切，也暴露了其政治视野的短视。这种对权力平衡原则的背离，使得南燕从内部开始瓦解，印证了“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的历史规律。
多国并立格局下的战略互动与外交博弈
这段史料同时展现了十六国后期复杂的地缘政治图景。东晋刘裕在平定桓玄余党后，通过军事征讨（消灭刘该叛乱）与外交谈判（向后秦求南乡诸郡）双线并行，逐步巩固势力范围。后秦姚兴“割十二郡归于晋”的决策，看似“成人之美”，实则暗藏战略考量——此时后秦正忙于西线战事（伐仇池、攻汉中），通过局部妥协换取东线稳定，体现了大国博弈中“两线作战避实就虚”的务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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