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店的时钟
林夏第一次走进“时光里”旧书店时，雨正下得绵密。初秋的雨带着凉意，顺着玻璃门的缝隙钻进来，她下意识裹紧薄外套，门楣上挂着的铜铃却突然“叮铃”作响，清脆得像撞碎了雨幕。柜台后抬起一张清瘦的脸，店主陈默指尖还沾着修书用的米白色浆糊，指节泛着常年握工具的薄茧，他没多问，只朝墙角抬了抬下巴：“避雨的话，那边有藤椅。”
书店比想象中宽敞，檀木书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架上的旧书按年代排得整齐，书脊上的烫金字迹虽有些褪色，却透着经年累月的温润。阳光偶尔会透过雕花窗棂的缝隙挤进来，在泛黄的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风一吹，光斑就跟着书页轻轻晃。林夏的目光没在书架上多停留，反而被角落一个老式座钟勾住了——深棕色木壳，边缘刻着缠枝莲纹，钟摆左右摆动时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节奏慢得像怕惊扰了什么，表盘里的罗马数字裹着一层薄包浆，泛着暖融融的光泽。
“这钟走得准吗？”她忍不住走过去，指尖刚要碰到木壳，又轻轻收了回来。
陈默放下手里的镊子，那是他刚用来挑出书页里碎纸屑的工具。他走到钟旁，从口袋里掏出块软布，小心翼翼擦拭着钟面上的浮尘：“它只走自己的时间，每天慢十分钟。”
往后的每个周末，林夏都会来书店。有时选本戴望舒的诗集，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看雨丝斜斜划过玻璃；有时见陈默忙着给破损的旧书拆线、补页，就主动搭把手，帮他把整理好的书按类别归位。她渐渐发现一个规律：陈默总在下午三点半准时停下手里的活，搬张小板凳坐在座钟旁，眼神落在表盘上，一动不动，像在等什么重要的人。
“你在等谁？”一次，林夏帮他递过浆糊罐时，终于忍不住问出口。
陈默的指尖顿了顿，指腹摩挲着钟面边缘的纹路，声音轻得像落在纸上的墨：“十年前，我和她约好，每周三下午三点半在这里见面。”
他说的“她”是苏晚，曾经的书店合伙人，也是他藏在心底的人。当年两人都爱旧书，陈默擅长修书，苏晚擅长找书，他们跑遍了周边的旧书市场，把别人眼里“没用的废纸”一本本捡回来，熬夜给虫蛀的典籍重新装订，在每个节日写下祝福卡片夹进书里——情人节夹玫瑰形状的，圣诞节夹松枝形状的，连清明都要夹张柳树叶形状的，说“旧书也该有春天”。直到十年前的一个雨天，苏晚背着帆布包来店里，说要去邻市收一批民国时期的线装书，临走前特意把座钟的指针调到三点半，笑着拍了拍陈默的肩：“等我回来，咱们就用它算结婚的日子，慢十分钟也不怕，日子慢点过才踏实。”
可苏晚再也没回来。三天后，交警打来电话，说苏晚在返程的路上遇到了车祸，连人带车翻进了山沟。陈默赶到医院时，只看到苏晚留在急诊室抽屉里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三本线装书，还有一张没写完的卡片，米黄色的纸面上，只写着“等我”两个字，笔尖的墨迹还没干。
“后来我发现，这钟每天慢十分钟，”陈默的声音里掺了点沙哑，眼眶悄悄泛红，“就像我的日子，总比别人慢一点。我想着，慢一点也好，好像这样，就能多等她一会儿。”
林夏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酸意从心底往上涌。她想起自己来这座城市的原因——为了圆一个作家梦，背着行李从老家赶来，租了间十平米的小单间，每天下班后趴在桌上写稿，可投出去的稿子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收到“故事缺乏温度”的退稿信。有好几次，她对着空白的文档掉眼泪，甚至想过放弃，可每次走到“时光里”门口，看到那盏暖黄色的灯，就又忍不住走进去。原来这座小小的旧书店，早已成了她的避风港。
那天之后，林夏开始帮陈默做一件事：在每本卖出的旧书里，夹一张手写卡片。卡片上没写别的，只写着座钟的故事，写着“有人在等一个人，等了十年”。奇怪的是，有人看到卡片后会特意回来，坐在藤椅上和他们聊自己的遗憾——有人说当年没来得及跟外婆说“我爱你”，有人说和最好的朋友闹了矛盾没和好；还有人会留下一张纸条，贴在书店的“留言墙”上，写着自己的等待——“等儿子考上大学，就带他来看看旧书”“等退休了，就和老伴开家小书店”。旧书店渐渐成了一个特殊的角落，装着许多人的心事，也藏着许多未完成的约定。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雨又淅淅沥沥地下着，和十年前苏晚离开那天一模一样。铜铃“叮铃”响时，林夏正低头写卡片，笔尖刚落下“等”字，就听见门口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她抬头，看见一个穿米白色风衣的女人站在门口，头发被雨打湿了几缕，贴在脸颊上，手里抱着一个旧纸箱，目光直直地落在座钟上，眼睛里闪着光。
“这钟……还在走？”女人的声音带着颤抖，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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