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下的政治乱局
在东汉历史的长河中，中期阶段呈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且混乱的政治局面，其根源在于皇帝多幼年即位这一特殊现象，进而引发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争权夺利的恶性循环，使得整个朝堂乌烟瘴气，国家的政治局势也逐渐走向动荡与衰落。
一、幼年即位现象的频发与太后临朝称制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开国之后，前期曾有过一段相对稳定且繁荣的发展时期。然而，到了中期，却屡屡出现皇帝幼年即位的情况。这其中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交织。一方面，皇室传承过程中，或因先皇早逝，子嗣尚幼便不得不继承大统；另一方面，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后妃们为了稳固自身和家族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使得年幼的皇子被推上皇位成为常态。
例如，汉和帝刘肇即位时年仅十岁，殇帝刘隆即位时更是尚在襁褓之中，安帝刘祜即位时也不过十三岁等等。这些年幼的皇帝，显然不具备独立处理朝政的能力，于是按照封建王朝的传统和当时的政治需要，太后便临朝称制，代行皇帝的权力，主持国家大事。
太后们虽然大多有着一定的政治素养和管理宫廷事务的经验，但毕竟身处封建时代，深受传统观念以及自身眼界的局限，她们在处理朝政时往往难以做到全面且公正，更重要的是，她们最为信任和依靠的力量，便是自己的娘家亲属，也就是外戚势力。于是，在太后临朝称制的背景下，外戚势力开始趁机崛起，逐渐把控了朝政大权。
以窦太后为例，她在汉和帝幼年即位时临朝听政，重用自己的兄长窦宪。窦宪本就野心勃勃，凭借着太后的信任，在朝堂上权势滔天，不仅掌握了军政大权，甚至一度能够左右朝廷的重大决策。他先是因与皇室的矛盾而请求出击北匈奴，企图通过战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在稽落山一战大破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由此在朝中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其党羽遍布朝堂内外，官员们为了仕途纷纷依附于他，整个朝政几乎都被窦氏外戚所掌控。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邓太后时期，邓太后临朝时重用邓骘等邓氏家族成员。邓骘在朝中担任要职，诸多军政事务皆由其经手，邓氏一族一时间权倾朝野，朝廷官员的任免、政策的制定等关键环节都充斥着邓氏外戚的影响力，这种局面使得东汉原本相对平衡的政治生态逐渐被打破，权力开始高度集中在外戚手中，为后续的政治乱局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二、皇帝夺权与宦官势力的膨胀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幼年即位的皇帝逐渐长大成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虽然贵为天子，却有名无实，手中并无真正的权力，朝政大权被外戚牢牢把控，自己宛如一个傀儡，只能听从太后和外戚的安排。对于有着强烈帝王尊严和统治欲的皇帝来说，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他们迫切地想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然而，长期以来被外戚势力隔绝在权力核心之外的皇帝，身边能够依靠的力量寥寥无几。在宫廷之中，与皇帝最为亲近、日常接触最多的便是宦官群体。宦官们虽然身体残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地位低下，但他们长期陪伴在皇帝身边，深知皇帝的心思和处境，对皇帝忠心耿耿（至少在皇帝看来是如此）。而且，宦官们身处宫廷内部，有着独特的信息渠道和活动空间，能够为皇帝出谋划策，协助皇帝去对抗外戚势力。
于是，皇帝们便开始依赖身边的宦官，赋予他们各种权力，期望借助宦官的力量来制衡外戚，进而夺回朝政大权。比如汉桓帝刘志，他即位后长期受到梁太后和梁冀为首的梁氏外戚的压制，梁冀飞扬跋扈，甚至敢毒杀皇帝的宠妃，其专权程度令人发指。汉桓帝隐忍多年，最终与单超、徐璜等宦官密谋，发动政变，一举诛灭了梁冀及其党羽，成功夺回了权力。而在这场夺权斗争中，立下大功的宦官们自然得到了皇帝的丰厚赏赐，他们被封侯拜将，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势力也由此开始膨胀。
宦官们得势之后，迅速在朝堂上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插亲信，干预朝政，官员们若想要升迁或者保住官职，往往需要贿赂宦官，朝堂之上逐渐形成了一股以宦官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而且，宦官群体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缺乏传统士大夫那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和政治远见，在掌握权力后更多地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和利益，肆意妄为，使得朝政变得更加腐败不堪。
三、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恶性循环
外戚势力原本在朝堂上已经根深蒂固，把控着诸多关键职位和权力资源，自然不甘心被皇帝和宦官夺去权力；而宦官们刚刚崛起，尝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也想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双方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争权夺利的斗争由此不断升级，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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