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发展湘鄂川黔边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受挫、部队减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与红二军团会师，而按中革军委的电令，单独地向湖南凤凰、乾城一带前进，将受到湘敌的猛击，既无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整个部队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会师后两军团若分开行动，也难以很好地完成这一重任。因此，两个军团不能分开也不同意分开。两军指战员不仅思想上、感情上倾近、向往、依存，而且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因此，“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三，木黄会师使两军团形成一个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会师后，两军在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紧急形势和任务面前，有着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两军领导人把加强革命团结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看作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军在各方面进行了相互支援。六军团着重从政治上给二军团以巨大支援，抽调一批政治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二军团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力量；而二军团则抽调了一批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到六军团工作，使两军团的力量得到很好的整合。红二军团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给六军团筹粮、送盐、配马、补充武器弹药，给予尽可能的保障。两军团领导人成为团结的模范，为各级干部和整个部队作出了表率，两支队伍，八千子弟，会师后在艰苦独立作战的困难环境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在执行创造新苏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并肩战斗，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从木黄会师到以后长征胜利，都没发生重大原则分歧，“团结得象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正是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7月，在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受命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在人民军队征战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四，木黄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7月，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中央派红六军团西征，主要是达到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的目的；是年10月中旬，当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时，红六军团的这次奉命西进就带有探路的性质，中央红军长征最初即是按照原定计划，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实际上起到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木黄会师，或者会师后两军团单独而不是集中统一行动，都不能完成这一重任。两军团会师后，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军团主力主动地发起湘西攻势，打乱敌军部署，成功地将“追剿”中央红军的敌军重兵吸引到自己身上，并迅速地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牵制敌人的新的战略支撑，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的危急关头，得以及时地转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从而使中国革命揭开新的一页。
第五，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坚持和发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积累了在党领导下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有益经验。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在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下，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削弱党的领导和解散政治机关等“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教育，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两个军团之间不仅互相交流干部，相互补充武器弹药，而且交流革命斗争经验，使两个地区成长的部队，很快形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团。并发扬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播下革命火种。以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政治领导、思想工作以及军事工作更加健全，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开展，成功地粉碎十数倍于己之敌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两军会师后士气大振，军纪严明，团结友爱，群情鼎沸，部队面貌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新的变化。这次会师，客观上为完成新的战斗任务，为更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保证。
总之，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是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开拓进取的会师，是模范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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