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对我们有很深的误解。”
大概从景泰十五年开始，出海水手的风评突然就变了。
他们胡作非为，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
反正，一切恶的极端面，都可以形容他们。
问题是，这些负面评价，他们却无从反驳，因为，群体里确实出现了这样一批坏人。
十年前，水手们的形象是勇敢顾家，十年后，水手们的形容词是出轨、暴虐、残忍、唯利是图。
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原因是，大家的生活变好了。
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只是基本收入的水平线连年上涨，还有朝廷对民众的各种福利待遇。
......
遥想起二十二年前，正统十四年，当时整个大明还有30%左右的贫民，连吃饱饭都成为了一种奢望。
明朝中期，贵族、官僚和地主通过特权大量兼并土地，导致许多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流民。
农民需承担田赋、人头税及各种杂税，加上频繁的劳役（如官府征调、军事运输），进一步加剧贫困。
正统年间，华北、西北等地旱涝灾害频繁，粮食减产甚至绝收的现象时有发生，局部地区饥荒严重。
辛辛苦苦种田一年，很有可能颗粒无收。
相较于洪武年间，正统年间的人口肯定是有增长的。
但耕地增长有限，农业技术未有显着突破，人均粮食占有量呈下降趋势。
还有，明初建立的“常平仓”“义仓”等赈灾体系在正统年间已多有废弛，灾荒时救济能力不足。
鲜有人知，其实正统年间，几乎每一年都在打仗。
三征麓川和瓦剌之战，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朱祁镇太渴望证明自己了，而告慰先祖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就是开疆辟土。
常年战争导致军费激增。那军费怎么来的？就去搜刮民脂民膏呀，加重税赋和临时征调，百姓负担骤增。
大量青壮年被征入伍或死于战乱，农田荒废。
华北地区大量农民为逃避战乱和饥荒流亡，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后世有学者研究指出，明代中期流民规模已达数百万，占总人口比例约5%-10%。
另外，《明实录》还记载了正统年间多地出现“民食树皮”“饿殍载道”的惨状。
《英宗实录·卷一百十九》：“正统九年（1444年），巡抚河南山西大理寺左少卿于谦奏：山西岁凶，民多流徙。其平阳府诸处饥民，食树皮草根殆尽，死者相枕藉。”
《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三》：“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巡抚曹弘奏：兖州、济南诸府，连岁水旱，民食树皮殆尽，饿殍盈途，鬻子女者相属。”
《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正统十二年（1447年），直隶凤阳、扬州诸府，浙江绍兴、宁波诸府，饥民食树皮，死者相望。巡按御史毕銮以闻，请发仓赈济。”
《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五》：“正统十四年（1449年），陕西巡抚王文奏：延安、庆阳诸府，自去冬无雪，今春不雨，田苗枯槁，民食树皮，饿死者甚众，请免赋税，亟开仓以苏民困。”
......
二十二年前的大明百姓，其实过得并不快乐。
只不过，可能相比以前，会稍微能忍受一点。
自从朱祁钰登基之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老百姓，很明显的感受到变化。
被侵占的耕地，回来了，还能重新平均分配，家家户户都有了一亩三分地。
我们的辛勤劳动，终于能换钱了。
就业岗位增多，不再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一条路。
束缚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终于拆掉了，我们自由了。
原本那群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官吏，居然会慈眉善目的与我们说话？
我们的合理诉求，竟然真的被官吏们听到，并及时解决？
谁能想到，才过了二十二年，就好像过了一个世纪，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当大部分人能在不背井离乡的前提下，就能满足日常生活。
那群远走他乡的水手，自然就会成了众人眼中的异类。
水手干的都是使力气的粗活，再加上，出海一趟可能要有一年半载回不了家。
但他们的薪资是真的高，至少币进厂打螺丝要强。
就因为水手们挣得多，所以他们备受瞩目。
再加上，现实中脱离了大明的范围，不再有《大明律》的约束，很多人会忍不住的放飞自我。
从国外染上陋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染了X病回家，也时有发生。
国外是个大染缸，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因此，也怪不得平常人对出海水手戴着有色眼镜去对待。
总而言之，出海人在近几年里，风评一直很差。
在不了解事情全貌时，人，总是喜欢以偏概全。
大家只看到了部分人的恶劣行径，却忽略了大部分人的辛苦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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