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偏安岁序流，谁携锐旅问中州？
平蜀曾摧三蜀垒，北伐空嗟九塞秋。
剑指长安云黯黯，心窥宸极意悠悠。
功过千秋青简载，一生争议属桓侯。
各位，我们翻开东晋的历史长卷，桓温始终是一个无法被简化的人物。他不是单纯的“忠臣”，也非纯粹的“逆臣”；不是完美的“北伐英雄”，更非彻底的“乱世奸雄”。在门阀与皇权纠缠、胡尘与汉帜交织的东晋一朝，他以军事才能为笔，以政治野心为墨，在江左大地写下了一篇矛盾而厚重的篇章——既能凭万兵扫平巴蜀，为东晋拓土千里；亦能三番挥师北伐，让中原遗民望旌旗而泣；却又始终觊觎司马氏的龙椅，将废立帝王视作掌控朝局的筹码，临终前仍执着于九锡之礼，为登临九五铺垫最后的台阶。
要读懂桓温，必先读懂他所处的时代。东晋建政之初，便带着“先天不足”的基因：公元317年，司马睿在琅琊王氏的扶持下于建康称帝，皇权自诞生起便被“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格局裹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接踵而至，印证了“兵权在手，方能立足”的铁律；而北方“五胡乱华”的浩劫，让中原沃土沦为胡骑驰突之地，“北伐复土”成为东晋士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执念，却也成了权臣们积累声望、攫取权力的工具。
公元312年，桓温生于琅琊郡（今山东临沂），其父桓彝是东晋开国功臣。桓彝早年追随司马睿南渡，以“有文武才略”着称，历任中书郎、宣城内史，是少数以军功立足的非顶级门阀官员。按常理，桓温当是“将门虎子”，享受优渥的成长环境，可命运却在他十五岁那年，给了他一记沉重的打击。
公元327年，“苏峻之乱”爆发。历阳内史苏峻因不满朝廷削权，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率叛军一路攻破建康，控制晋成帝司马衍。当时驻守宣城的桓彝，听闻都城沦陷，立即领兵赴援，却因兵力悬殊，被苏峻部将韩晃围困于宣城。城破之际，桓彝宁死不降，被叛军杀害——这一年，桓温刚满十五岁，一夜之间，从“官宦子弟”沦为“孤儿”。
更让桓温刻骨铭心的是，时任泾县县令的江播，本是桓彝的旧部，却在苏峻叛军围城时临阵倒戈，不仅泄露宣城的防御部署，还参与了追杀桓彝的行动。桓温将这笔血仇铭刻在心底，为父守丧期间，他不再是娇生惯养的公子，而是昼夜苦练剑术。《晋书·桓温传》记载，这一时期的桓温“性俭素，有英气”，丧父之痛与复仇之心，让他过早地褪去了少年意气，多了几分隐忍与果决。
三年守丧期满，江播病逝。江家三子——江彪、江统、江思，以为“人死债消”，桓温即便怀恨，也不会在父亲的丧礼上发难。可他们低估了桓温复仇的决绝。公元330年，十八岁的桓温，身着素色孝服，暗藏匕首，径直闯入江家灵堂。彼时江家三子正跪在灵前哭奠，抬头见桓温怒目而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起身抄起丧杖反抗。
但三年的苦练绝非徒劳。桓温左手格开江彪的丧杖，右手拔出匕首，直刺其胸口，江彪当场倒地；江统、江思见状欲逃，被桓温追上，匕首接连刺入二人要害。转瞬之间，江家三子尽数毙命于灵堂之上。杀完人后，桓温提着三颗首级，转身前往父亲桓彝的墓前，将首级摆在墓碑前，磕了三个响头：“父亲，孩儿为您报仇了。”
这起“灵堂复仇案”，在当时的江南士大夫群体中引发了巨大震动。有人指责桓温“太过酷烈”，违背了“士大夫守礼”的准则；但更多人则赞其“孝勇过人”，认为江播叛主杀帅，死有余辜，桓温此举是“替父报仇，天经地义”。其中，时任荆州刺史的庾翼（东晋名臣庾亮之弟，当时最有权势的门阀人物之一），对桓温尤为欣赏。庾翼曾对人说：“桓温有雄略，若假以时日，必能为国立功，可比之孙权、司马懿。”
庾翼的赏识，成了桓温仕途的“敲门砖”。他不仅向朝廷上表推荐桓温，还将自己的女儿庾氏嫁给了他，通过联姻将桓温纳入庾氏集团的羽翼之下。有了庾家的支持，桓温的官运如同乘上快马——从琅琊内史起步，历任徐州刺史、安西将军府司马，短短数年便从地方小官，成长为手握兵权的实力派将领。
公元343年，庾翼病逝。临终前，庾翼再次向朝廷上书，力荐桓温接替自己担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荆州是东晋的“西大门”，扼守长江上游，掌控着巴蜀、荆襄的军事命脉，是仅次于建康的战略重镇。当时的东晋朝廷，碍于庾氏集团的势力，且无人能替代庾翼镇守荆州，最终只得同意。这一年，桓温年仅三十一岁，他站在荆州的城楼上，望着东流的长江，心中有了“成就一番大业”的豪情壮志。
手握荆州兵权的桓温，深知“在门阀当道的东晋，唯有军功能立威”。当时东晋的周边，北方有前赵、后赵、前秦等胡人政权，实力强劲，不易撼动；而西南方向，盘踞巴蜀的成汉政权，正处于“国势衰落”的状态，成了桓温眼中最理想的“立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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