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陶侃在洛阳郁郁不得志，几乎要放弃仕途希望时，江东地区的一场叛乱，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永兴二年（公元303年），流民领袖张昌在江夏（今湖北武汉）聚众反叛，自称“圣人”，短短数月间便聚集数万人马，先后攻陷江夏、武昌、荆州等地。朝廷多次派军镇压，均以失败告终，叛乱的战火眼看就要蔓延至洛阳。
危急时刻，南蛮校尉刘弘主动请缨，领兵南下平叛。刘弘素来以务实着称，选人不拘泥于门第，听闻陶侃具备才干，便上表朝廷，请求任命陶侃为参军，随自己一同出征。陶侃得知消息后，欣然应命——洛阳虽为都城，却非自己施展抱负之地；战场虽充满凶险，却是寒门子弟凭战功立身的唯一途径。
刘弘率领军队抵达荆州后，首要之事便是召陶侃商议军务。他对陶侃说：“张昌叛军虽人数众多，但多为流民，未经正规训练，军纪涣散。如今命你领兵一千，前往江夏进击叛军，你可敢领命？”陶侃虽无领兵作战的经验，却深知这是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当即躬身答道：“末将愿往，若不能破敌，甘受军法处置！”
军令下达后，便有部下向刘弘进言：“陶侃出身寒微，又无领兵经验，若授予他兵权，恐生变故。不如换用士族子弟统兵，更为稳妥。”刘弘闻言，厉声驳斥：“用人当以才能为标准，而非出身背景！陶侃为人谨慎厚重，行事果断，我观他绝非背主反叛之人，尔等勿再以门第论人，扰乱军心！”
这番话传到陶侃耳中，他心中既感激又坚定——此生能遇刘弘这般知遇之主，必当以死相报。领兵前往江夏途中，陶侃并未急于进军，而是先派人探查叛军的虚实：张昌叛军虽人数占优，但粮草匮乏，且沿途劫掠百姓，早已失去民心；其部众多为流民，只为求得温饱，并无死战的决心。
基于这些情报，陶侃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首先下令江夏周边的百姓将粮草尽数藏匿，断绝叛军的补给来源；随后派少量兵力故意示弱，引诱叛军进入预设的山谷伏击圈。张昌叛军久无粮草，见陶侃军队人数稀少，果然倾巢而出，全力追击。
待叛军全部进入山谷，陶侃一声令下，埋伏的士兵即刻冲出，弓箭、滚石齐发，叛军瞬间陷入混乱。陶侃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冲锋，叛军本就饥肠辘辘，又无招架之力，纷纷溃散，或逃或降。此战后，陶侃乘胜追击，接连攻破张昌的七座营寨，最终生擒张昌，彻底平定江夏之乱。
消息传至荆州，刘弘亲自前往营门迎接陶侃，紧握他的手说道：“你的领兵之才，远超我的预期！他日你若能担任荆州刺史，我必定倚仗你为国家的长城！”因平叛之功，陶侃被封为东乡侯，任命为江夏太守。这是他首次担任地方主官，到任后，他立即着手整顿吏治，严惩贪腐的基层官吏；同时修复水利设施，鼓励百姓农耕——经历战乱的江夏，在他的治理下，逐渐恢复生机，百姓皆称“陶太守乃可靠的父母官”。
江夏局势刚稳，江东又生乱局。永兴三年（公元305年），广陵相陈敏趁 朝廷内乱，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反叛，自称“楚公”，意图割据江东。陈敏派遣其弟陈恢率领数万军队攻打庐江（今安徽合肥），时任庐江太守袁孚畏惧叛军威势，弃城而逃，庐江瞬间陷入无主状态，百姓惶恐不安，纷纷逃亡避乱。
危急时刻，刘弘再次想到陶侃，上表朝廷任命陶侃为庐江太守，令他领兵前往庐江抵御叛军。陶侃接到任命后，即刻率领部队启程，抵达庐江时，只见城门大开，百姓四处奔逃，城中一片混乱。他当机立断，先命士兵关闭城门，阻止百姓出逃，再召集城中百姓，登上城楼宣告：“我乃新授庐江太守陶侃，奉朝廷之命前来镇守此城。陈恢叛军虽人数众多，却是无纪律的乱兵，不足为惧！只要我等上下一心，坚守城池，必定能保庐江无虞。我在此立誓：只要有我陶侃在，绝不让叛军伤害百姓分毫！”
百姓听闻陶侃平叛的名声，又见他军容整肃、言语坚定，心中渐定。随后，陶侃开始部署防务：一方面组织士兵加固城墙，修补城防，同时储备足够的箭矢、粮食；另一方面将城中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编成“民兵”，由军中将士教习基本武艺，协助正规军守城。
数日之后，陈恢率领叛军抵达庐江城下，见城防严整，下令强攻。叛军架设云梯、撞击城门，攻势猛烈，陶侃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令士兵以弓箭还击，用滚石、热油阻挡叛军登城。陈恢连续攻打三日，叛军死伤惨重，却始终未能突破城防，士气逐渐低落。
陶侃察觉叛军锐气渐挫，又通过侦查得知叛军的粮草营设于城南十里处，便决定发动夜袭。当晚，他挑选三百名精锐士兵，亲自率领，悄悄从城南门出城，绕至叛军粮草营外。此时叛军守粮的士兵皆已熟睡，陶侃率部突袭，纵火焚烧粮草营，火光瞬间照亮夜空。叛军大乱，陶侃率军斩杀守粮士兵，将粮草尽数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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