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佑三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缠绵一些。连绵数日的细雨，将汴京城的青石板路浸润得油光发亮，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花木的清新气息。然而，在这片宁静的春意之下，新科进士们引发的暗流，却愈发汹涌。
陈砚秋坐在祠部司的值房里，窗外雨声淅沥，他手中捧着一卷《祠部格》，目光却落在面前摊开的一份名单上。这是礼部存档的皇佑三年进士登科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三百五十三名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年甲以及家状概况。
他的指尖缓缓划过几个被朱笔 subtly 圈起的名字。除了昨日引起诸多关注的郑獬、吴昉之外，还有六七位进士，名次高低不等，出身多为普通州县，甚至有几个是真正的寒门，家状上写着“世业农”或“父为坊郭户”。
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策论。
陈砚秋凭借在礼部任职的便利，以及林家准女婿的身份，设法调阅了这些人的殿试策论副本。当然，他做得很谨慎，是以“研习今科进士佳作，以备祠部祭祀文书参考”为名，经由上司默许后才查阅的，并未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此刻，这些策论的抄本，就摞在他的案头。
他拿起一份，署名是扬州进士，周槿。此人在策论中论及漕运之弊，直言“漕卒困于役，仓吏蠹于法，豪右踞于利”，建议“汰冗员、清蠹吏、抑兼并”，言辞颇为激烈。然而，在具体如何“抑兼并”上，却只笼统提及“申明旧制，约束权贵”，并未触及核心的土地问题与既得利益集团。
他又拿起一份，是潭州进士，刘昶的策论。此文批评地方官员“趋承上官，苛取下民”，主张“严考课，信赏罚”，使“贤者进，不肖者退”。但通篇下来，只谈考核标准，对于如何确保考核本身的公正，如何避免考核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却语焉不详。
还有一位来自济南府的寒门进士王劭，在论及边备时，大胆指出“将骄卒惰，甲兵不利”的现实，呼吁“修武备、择良将”。可对于朝廷重文轻武的祖制，对于枢密院与三衙之间的权力制衡，却避而不谈，只将问题归结于“执行不力”。
陈砚秋一篇篇看下去，眉头渐渐锁紧。
这些策论，初读之下，确实能感受到一股锐气，一种针砭时弊、渴望变革的冲动。他们看到了问题，甚至敢于指出来，这在此科进士中已属难得。但微妙之处在于，他们的批判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总是在即将触及某些根本性的、关乎权力分配和制度核心的领域时，戛然而止。
就像…就像有人事先划下了一道红线，告诉他们，哪些可以碰，哪些绝对不能碰。
而更让陈砚秋心生寒意的是，根据他昨日和今日暗中观察以及通过不同渠道打探到的消息，这几位进士，无一例外，都在放榜当日或随后一两日内，被与韩似道关系密切的几个家族“捉”走了。
那位批评漕运的周槿，被一位致仕的转运使家“请”了去，而那位老转运使，曾是韩似道在户部时的旧属。
那位主张严考课的刘昶，则被一位现任的御史中丞家“邀”为座上宾，这位中丞，素以“韩门喉舌”着称。
就连最不起眼的寒门进士王劭，也被一位与韩家有多项生意往来的汴京大绸缎商“招”为了东床快婿。
精准，太精准了。
这绝非巧合。韩似道及其关联的势力，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精准地捕捞着那些在科举文章中流露出批判意识，但又“懂得分寸”、尚未形成系统性反对思想的寒门才俊。
“吸纳…驯化…”陈砚秋再次咀嚼着这两个词，只觉得齿缝间都透着一股寒意。
这不是简单的拉拢关系，投资潜力股。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化的“排毒”机制。将这些可能对现有秩序产生威胁的“异质”思想，在其萌芽状态，就连根拔起，通过婚姻、师承、利益共同体等方式，将其纳入体系内部，慢慢消磨其锋芒，同化其意志，最终使其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一份子。
韩似道，或者说他背后的那个神秘组织，深谙此道。他们不怕寒门子弟读书做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这种流动，因为这有助于维持科举制度的表面公平和社会的稳定。但他们绝不能容忍的，是寒门子弟带着一套完全不同的、可能颠覆现有权力结构的思想进入核心圈层。
所以，他们要在源头进行筛选和“消毒”。而这些在策论中展现出“有限度批判”的进士，正是他们重点“消毒”的对象。因为这些人的批判性，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可造之材；而他们的“限度”，则说明了他们潜意识里对现有规则的敬畏，或者说，是某种可以被利用的“灵活性”与“现实感”。
这样的手段，比单纯的打压和排斥，更加高明，也更加可怕。
窗外雨声渐密，敲打在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陈砚秋放下手中的策论抄本，走到窗边，望着庭院中被雨水洗刷得愈发青翠的芭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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