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720事件那场大戏在德国内部闹得是天翻地覆、血流成河，但地球另一边的战争机器，可没功夫停下来看热闹。盟军在诺曼底站稳了脚跟，就像两把烧红的尖刀，一把从诺曼底北路，一把从法国南部，开始向着德国的心脏地带，高歌猛进。而在这两把尖刀的必经之路上，横亘着一个璀璨的、也是最关键的目标——巴黎。
解放巴黎，这可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它更像是一出交织着爱恨情仇、阴谋阳谋、英雄迟暮和政治博弈的史诗级大戏。而要说这出戏的主角，那就不能不提咱们的老熟人，那个高傲的、倔强的、被罗斯福和丘吉尔又爱又恨的男人——夏尔·戴高乐。
之前咱们说过，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个“和事佬”的强行撮合下，戴高乐和他那个死对头，亨利·吉罗将军，在镜头前上演了一出“世纪大和解”，俩人皮笑肉不笑地握了握手。可你要是觉得这俩仁兄，真能从此一笑泯恩仇，相亲相爱一家人，那可就真是见了鬼了。
咱们得先掰扯清楚，这俩人到底在争什么。
简单说，就是争一个“名分”，争谁才是未来法国的合法老大。
戴高乐将军这条路，走得那叫一个憋屈。他最大的阻力，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盟友，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老罗斯福是打心眼儿里烦戴高乐，觉得这家伙又臭又硬，目中无人，整个一不知好歹的刺儿头，还野心勃勃地想当军事独裁者。所以，美国人就把宝，押在了另一个人身上——亨利·吉罗将军。
吉罗将军，五星上将，战功赫赫，还是个传奇的“越狱英雄”，在军中威望很高。但在美国人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不懂政治。一个不懂政治的军事英雄，多好啊！听话，好控制。
于是，在当时盟军解放的法属北非，一场围绕着法国未来领导权的“双雄会”，就这么拉开了序幕。这可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掰手腕，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戴高乐代表的，追求法兰西彻底独立、民族复兴、谁也别想对我指手画脚的“硬汉路线”；另一条，是吉罗代表的，更愿意听从美国安排、与盟军战略紧密捆绑的“亲美路线”。
戴高乐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想干掉有美国这个“超级外援”撑腰的吉罗，光靠在伦敦和阿尔及尔跟盟友磨嘴皮子，是远远不够的。他真正的力量，他合法性的根源，必须来自一个地方——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本土，来自那些在德军铁蹄下，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战斗的抵抗组织。
可当时法国的抵抗运动，那叫一个乱。简直就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战。有搞情报的，有搞破坏的，有救助盟军飞行员的，还有印传单、搞宣传、组织群众的。这些组织，派系林立，互相之间谁也不服谁，有的直接听英国军情六处的，有的听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乱成了一锅粥。
要把这锅粥，拧成一股绳，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戴高乐需要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使者。
这个人，就是让·穆兰。
穆兰，是法国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来是个省长，文官出身，却有着军人般的胆识和钢铁般的意志。1942年到1943年，戴高乐把他像一枚最重要的棋子，秘密空投回了法国。穆兰冒着随时可能被盖世太保抓住并处死的巨大风险，在法国境内秘密穿梭，像个不知疲倦的“粘合剂”，一个一个地去拜访那些桀骜不驯的抵抗运动领袖。
“哥儿几个，别自己单干了，咱们得团结起来，劲儿往一处使啊！”
“光打游击不行，咱们得有个统一的政治纲领，得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法国人，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谁能代表这个未来？当然是远在伦敦，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举起反抗大旗的戴高乐将军！”
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谈判和斡旋，穆兰，这个伟大的信使，奇迹般地成功了。他把那些互相猜忌、矛盾重重的抵抗运动领袖们，都说服了。大家同意搁置分歧，共同组建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全国抵抗委员会（CNR）。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向全世界公开发表声明，公开承认：夏尔·戴高乐将军，是法国抵抗运动唯一的政治领袖。
这一招，简直是釜底抽薪，一剑封喉！
它瞬间改变了戴高乐和吉罗之间的力量对比。它给了戴高乐一种吉罗永远也无法拥有的东西——来自法国本土、来自那些正在流血牺牲的人民的直接授权。
这一下，戴高乐的腰杆子，彻底硬了。他不再仅仅是盟军电台里那个“伦敦之声”，他成了整个法兰西抵抗运动的化身，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
手握全国抵抗委员会这张王牌，戴高乐班师回朝，返回了设在阿尔及尔的权力中心——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开始是戴高乐和吉罗当联合主席，说白了就是盟军搞出来的一个平衡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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