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于国民政府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的占领，并且将冀东这片紧邻平津的战略要地，也置于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下！中国军队被挡在了长城之外，华北的门户洞开！日本的“切香肠”战术，又一次得逞了！
《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并没有满足，它的目标是整个华北！但直接出兵占领华北，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国际干预和中国全面抵抗。于是，日本人又玩起了更阴的招数——搞“政治渗透”，策动“华北自治”。
从1935年开始，日本驻华北的特务机关和军队，开始威逼利诱华北地方的中国官员和军阀（比如宋哲元、殷汝耕等人），要求他们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管辖，成立所谓的“华北自治政府”，实际上就是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在日本的压力和操纵下，一些汉奸（如殷汝耕）还真的在冀东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的算盘是，通过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逐步将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都纳入其控制之下。
就在日本的“华北自治”阴谋甚嚣尘上的时候，1936年，日本又唆使由它扶植的伪蒙军（由内蒙古的德王领导）和伪满洲国军队，向西进攻绥远省，企图将内蒙古也从中国分裂出去。
1936年11月，驻守绥远的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鼓舞下，同仇敌忾，奋起反击！在百灵庙等地，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溃了日伪军的进攻！ 这就是着名的“绥远抗战”。
绥远抗战的胜利，虽然规模不算特别大，但在当时全国抗日热情高涨、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仍然偏软弱的背景下，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回顾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前的这六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从未停止。它就像一个贪婪的“小个子”饿狼，用典型的“切香肠”战术，一点点地蚕食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虽然中间也遇到了一些抵抗（比如一二八、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但总的来说，日本的侵略目标在步步推进，中国的危机在步步加深。
绥远抗战的胜利，虽然暂时打击了日军的气焰，但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部（特别是驻扎在华北的所谓“中国驻屯军”）的强硬派。他们觉得，光靠政治渗透、扶植汉奸、搞“自治”这些“软”手段，效率太低，而且还会遭到抵抗，夜长梦多。
要想彻底搞定华北，让它乖乖地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不再听南京的话，看来还是得“来硬的”！
于是在1936年底到1937年初，日本军方（特别是陆军统制派掌握实权后）内部，一种新的策略思路逐渐形成：必须找个机会，在华北地区发动一场规模适度、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打击，一举打垮仍在抵抗的中国主力部队（特别是宋哲元领导的、驻守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把中国彻底打疼、打怕！
他们的核心目标可能并非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需要更大规模的动员和准备，东京高层未必都同意），而是希望通过这场有限的、高强度的“惩戒性”战役，彻底摧毁中国在华北的军事和政治存在，迫使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坐到谈判桌前，彻底接受日本对华北的“特殊地位”和“自治”安排。说白了，就是“打到你服为止，逼你签城下之盟”！
这种“以战逼和”、“打一仗解决华北问题”的想法，在日本军方内部（特别是前线那些急于“建功立业”的军官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就像一群已经输红了眼的赌徒，不断地在中国军队的底线边缘疯狂试探、挑衅，积极地寻找着那个可以点燃战火、让他们“合理”动手的借口。
他们相信，只要在华北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就能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那样，再次迫使中国屈服。至于会不会引发全面战争？他们可能过于迷信自己的武力。
但是这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国运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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