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人雅集的竹影心痕：画卷诞生的时代经纬
公元1345年，江南正是春雨绵绵的时节。在吴门某座私家园林的书斋里，六位身着宽袍的文人围坐案前，案上铺开丈许长卷，新磨的徽墨在青瓷砚中泛着幽光。为首的柯九思轻捻长须，饱蘸浓墨的狼毫在宣纸上一顿一挫，数笔便勾出竹干的劲挺；一旁的赵天裕屏息凝神，以“折芦描”法勾勒竹叶，墨色浓淡间似有清风拂过。这并非虚构的场景，而是苏州博物馆藏《七君子图》诞生的真实写照——这幅纵36.5厘米、横约10米的水墨长卷，将元代六位画竹名家的墨竹图收裱于同一卷中，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罕见的“文人雅集物证”。
画卷的诞生与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蒙古铁蹄踏碎中原衣冠后，江南文人士大夫既不愿屈身事元，又难以施展经世抱负，遂将才情寄寓于山水竹石。柯九思曾官至奎章阁鉴书博士，赵原是元末明初的吴门画家，而张观、顾安等虽生卒年不详，却皆为江浙一带的文人雅士。他们以竹喻志，借笔墨抒怀，使元代墨竹画达到了“逸品”的新高度。据卷后题跋记载，此卷最初由明代收藏家项元汴装裱成册，后经吴湖帆等名家递藏，最终入藏苏州博物馆，成为江南文人画传统的绝佳注脚。
民间流传着一则趣闻：某次文人雅集，有人提议各画一竹以应“竹林七贤”之数，唯独第七位画家因故缺席，遂成“六君子”。后人为凑足数目，添上第七幅竹图，却终难掩笔墨生涩。这则传说虽无确证，却道出了画卷的特殊形制——六幅独立成篇的墨竹图，因主题相契、风格相近而被后世装裱为一卷，恰似六位君子并肩而立，共话竹中逸趣。
二、一纸墨痕藏风骨：画卷的笔墨密码
展开《七君子图》，首段为赵天裕的《墨竹图》。这位生卒年不详的画家以中锋用笔，竹干如铁骨铮铮，枝梢却带几分柔韧，竹叶“个”“介”相叠，如刀剑出鞘般凌厉。画中钤有“天裕”白文印，与史料记载的元代文人画家赵天裕风格吻合。紧随其后的是柯九思的《清閟阁墨竹图》，这位“奎章阁学士”以书法入画，竹节用“篆籀法”写出，竹叶则如“八分书”撇捺，浓墨写近叶，淡墨染远枝，卷末“柯氏敬仲”的落款仍清晰可辨。
第三段为赵原的《雪竹图》，这位明初画家在此幅中尽显“吴门画派”先声——淡墨烘染出皑皑积雪，竹枝在寒风中微颤，留白处似有落雪簌簌。第四幅顾安的《新竹图》则以“双勾填墨”法绘竹，嫩竹新篁挺拔向上，叶尖微卷如雀舌，笔力清劲处可见李衎《竹谱》的遗风。第五段张观的《竹石图》别出心裁，以斧劈皴写石，浓墨点苔，瘦竹斜出石缝，颇得“石压竹头欲不斜”的意境。末段为吴镇的《墨竹图》，这位“元四家”之一以湿笔写竹，墨色氤氲中见骨力，竹叶纷披如乱雨纷飞，卷尾“梅花道人”的钤印透露出隐士情怀。
整卷画作采用“分段式构图”，每段自成章法又相互呼应：赵天裕的刚劲、柯九思的儒雅、赵原的清逸、顾安的秀挺、张观的奇崛、吴镇的苍茫，六种笔墨语言共同构建出元代墨竹画的审美谱系。画中竹枝皆“自下而上”取势，竹叶遵循“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原则，虽无色彩渲染，却通过墨色浓淡表现出前后层次，这种“以书入画”“以墨代色”的技法，正是文人画区别于院体画的核心特征。
三、劫后余珍归故里：画卷的流传秘史
《七君子图》的传世之路充满传奇。据卷首“项墨林鉴赏章”可知，此卷曾为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所有。项氏“天籁阁”富甲天下，收藏过《清明上河图》等稀世珍品，他在此卷上钤盖数十方鉴藏印，可见珍视程度。明末战乱中，画卷流入民间，清代时为着名学者朱彝尊所得，他在《曝书亭集》中曾提及此卷“六贤妙迹，神完气足”。至近代，画卷被“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购得，这位民国画坛盟主视其为“墨竹铭心绝品”，在卷尾题跋中盛赞“元人画竹，此卷可称集大成者”。
1950年代，吴湖帆将此卷捐赠给苏州博物馆，使其成为该馆书画藏品中的翘楚。值得一提的是，画卷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割裂，现存六段实为七段残卷——第七段原是倪瓒的《竹枝图》，民国年间被人裁割私藏，后经多方查找仍下落不明。这段“留白”反而更添传奇色彩，仿佛在诉说文人墨宝的命运多舛。
考古发现虽未直接涉及此卷，但同时期出土的元代文人画遗迹可与之互证。如无锡钱裕墓出土的《墨梅图》，其笔墨意趣与《七君子图》中的柯九思作品高度相似；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的元代经卷，其书法线条与画卷中的题跋亦有相通之处。这些发现共同勾勒出元代江南文人的艺术生活图景——他们在书斋雅集中以画会友，在竹影婆娑间寄托情志，使墨竹画成为元代文人画的重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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