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顺平坐在局长办公室的真皮座椅上，指尖反复摩挲着那份关于太平国际银行案的报告草稿。
纸页边缘被揉得发毛，上面每一个字都在将罪责推向 “境外势力”—— 完美，干净，像一块精心擦拭过的墓碑，遮住了底下腐烂的真相。
他的目光却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上，云层压得很低，像极了他此刻沉在冰水里的心，冷得发沉。
恍惚间，他仿佛又听见父亲粗糙的手掌拍在他头顶的声音，带着小镇手艺人特有的薄茧：“顺平，做人要脚踏实地，凡事问心无愧。”
那时母亲正坐在一旁缝补他磨破的校服裤，线轴转得轻快，笑着点头附和，阳光透过木窗棂，在她鬓角的白发上镀了层暖光。
问心无愧。
这个词如今想来，竟遥远得像上辈子的童话。
他终于懂了，人从来不是钢铸的，环境的巨力像一双无形的手，能把最硬的骨头揉软，把最直的脊梁掰弯，直到你变成它需要的形状。
最初，当有人指着鹿说那是马时，他嗤之以鼻，拍着桌子反驳，坚信自己眼里的真相；
当十个人围过来，异口同声说那是马时，他开始夜里辗转，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是不是真的是他看错了？
当一百个人、他身边的同事、上司、甚至需要仰仗的人，都笑着说“那当然是马”时，他选择了沉默。
孤独的坚持太痛了，像赤手空拳对抗一整支军队，代价是被排挤、被边缘化，连保护妹妹的能力都会失去。
直到一千个人、整个他赖以生存的体系都在喊 “那是马”，他不仅跟着喊，甚至开始说服自己：那就是马。
连最初心里那点微弱的挣扎，都被他当作“不成熟的杂念”，亲手掐灭了。
他就是这么一步步，从“陈顺平”变成了“陈局”。
父母是小镇上最普通的手艺人，守着一个修鞋摊，日子清贫却安稳。
他们给儿子取名“顺平”，没什么大志向，只盼他一生顺利、平安。
小妹顺欣出生那年，他十岁，抱着粉雕玉琢的妹妹，觉得家里的阳光都更暖了些。
可这份温馨没维持多久，一场飞来横祸就砸碎了一切——一个宿醉的富家子，开着轰鸣的跑车，在清晨的街道上撞飞了正要出摊的父母，最后只赔付了十五万。
他抱着懵懂的妹妹，在灵堂前哭到撕心裂肺，从那一天起，他就知道，他必须成为第一，必须强大到足以保护仅剩的家人。
他拼了命地读书，打工，像一根绷紧到极致的弦。
警校第一的成绩是他唯一的出路，学费全免，还有补贴，他能让妹妹过得稍微好一点。
妹妹顺欣很懂事，从不抱怨哥哥的陪伴太少，还会笨拙地帮他做家务。
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妹妹身上，给她买新衣服，送她去好学校，仿佛这样就能弥补父母缺失的关爱。
后来他进了警局，踏实肯干，加上有眼力见，再借着岳父的一点提携，一步步从基层爬到了中层。
那时他还记着父母的话，不贪不占，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警用衬衫，办公室里的水杯是地摊上十块钱买的，连签字笔都要用到握不住才换。
他提拔和自己一样出身的寒门子弟，对妻子体贴，对下属温和，拼尽全力扮演好“好警察”“好丈夫”“好哥哥”的角色。
他从不信神佛，只信自己的双手。他靠这双手洗过盘子，抓过罪犯，挣来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他以为这样就能守住心底的“无愧”。
直到他发现了妹妹的秘密。顺欣偷偷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肚子都大了。
他气得浑身发抖，把妹妹叫到面前痛斥，可看着妹妹哭红的眼睛，说着 “哥，我真的爱他”，他最终还是软了心。
他亲自操办了婚礼，给妹妹买了新家具，以为这是给她找了个依靠，却没料到，那扇新家门后，是另一个深渊。
那个男人嗜酒、赌博，输了钱就回家打顺欣。
顺欣的眼泪从最初的汹涌，慢慢变成了沉默，脸上的伤遮不住，眼里的光也一点点灭了。
最致命的是，男人一次醉酒后忘了锁门，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
顺欣抱着他的腿，浑身是伤，哭得撕心裂肺：“哥，我活不下去了……”
那时他正和侯副局长角逐局长的位置，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半点差错都不能有。
他试图用正规途径解决——报警找孩子，起诉离婚，可法律在那个滚刀肉面前，竟苍白得可笑。
男人甚至找上门来，嚣张地威胁他：“不给我钱，我就继续打你妹妹，这辈子都不跟她离婚！”
太国对家暴的漠视，对女性权益的轻慢，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最后一点对 “规则”的信任。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圣日教的教主，在一个慈善晚宴上，带着洞悉一切的笑容，主动走近了他。
“陈警官，我知道你心里的苦。有些‘罪人’，法律净化不了，唯有母神的慈悲能洗涤他的灵魂，让他皈依正道。否则，他只会不断制造痛苦，把你的妹妹也拖进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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