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27日，一辆军用卡车疾驰而入，冲进武汉解放军某医院的大门。两名战士从驾驶室跳下，怀抱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姑娘，疾步冲向急救室。
是车祸？还是其他意外？围观的人们心中顿时浮起一片疑云。
急救室内，标志危重病人抢救中的红灯骤然亮起。
姑娘被迅速安置在急救台上。她已陷入休克，双眼紧闭，惨白的脸因剧痛而扭曲变形……
抢救紧张地进行着：清创、止血、注射急救针剂……十几分钟后，她艰难地微睁双眼，嘴唇轻轻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主治医师俯身贴近，只听她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我……后悔……”随后，是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她的头歪向一侧，再也没有抬起。护士缓缓地用白布单盖住了她的全身。
急救日志上留下一行冰冷的记录：5月27日上午10时，抢救无效死亡。
姑娘的遗体被推入解剖室，市公安局的数名法医早已等候在此。经鉴定，她的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导致的出血性休克。
死者身份很快查明：徐玉娟，19岁，武汉黄陂县人，随村建筑队来武汉参与施工。
她为何竟遭此横祸？这一切，还要从两天前说起——
1993年5月25日，是玉娟生平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日子。
她满心欢喜，打算用这笔钱为自己添置一身新衣——既然来到大城市，说什么也不能被人看低。傍晚刚吃完饭，她便拉着一位女伴，兴高采烈地快步走向百货商场。
两人说笑着穿过汉正街附近的一处岔路口。就在这时，一个农村打扮的青年人骑着辆载重自行车朝她们疾冲而来。
车前把挂着一个包袱，后架两侧各悬一只柳条筐。因车速太快、负载又重，他操控得十分笨拙。
眼见车要撞上，女伴惊叫一声跑开数米，玉娟却躲闪不及，被车轮碾过脚面，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
骑车的青年叫庄杰，刚满22岁。这天一早，他和同村人运菜到武汉某农贸市场售卖。
下午卖完菜，他想起次日是奶奶生日，难得进城，该给老人带点礼物，便去商店用刚赚的钱买了两斤蛋糕。
天色渐晚，归家心切的他奋力蹬车。习惯了乡间小路的他，面对城市街道的车水马龙，不禁有些慌张，一遇紧急情况更是手忙脚乱。于是，谁也没料到的一幕发生了。
就在撞倒玉娟的那一刻，他们谁都不曾意识到，一场悲剧的序幕正缓缓拉开，而主角，正是她与他。
庄杰是个憨厚朴实的农村青年，从未惹过这样的麻烦。他从地上爬起，一时呆立不知所措。
玉娟的女伴赶忙扶起玉娟，提议道：“快送医院看看吧！”庄杰这才回过神来，连声应道：“应该，应该！”他用自行车推着玉娟，一路小跑奔向附近一家医院。
值班医生仔细检查后宽慰道：“别担心，只是肌肉有些红肿，擦点药，一两天就能好。”
庄杰取来药，又推车将玉娟送回住处。刚安顿她坐下，玉娟便气呼呼地说：“不行，我脚还疼，得去拍个片子。”
庄杰忙答：“好，那就拍片子。”
玉娟又说：“你去租辆车来。”
“行！”庄杰一口答应。
出租车将她们送往武汉另一家医院。X光片很快出来，医生明确告知：脚骨没有任何问题。
从医院返回已是晚上十点多。庄杰这才想起该正式道个歉，他诚恳又笨拙地说：“大姐，实在对不住，是我不对……”
话未说完，玉娟就不耐烦地挥手打断：“别说这些好听的，反正我脚还没好，你不能走。”
“是，我不走。”庄杰低声应道。
这一夜，他心乱如麻，一夜未眠。一会儿想起奶奶和父母——自己头一次夜不归宿，他们不知该多着急；一会儿又懊恼自己闯下大祸。
他在工棚里呆坐到天明。天亮后，有人提醒他给姑娘买点早餐，他赶紧上街买了两斤油条，连同给奶奶的蛋糕一并送到玉娟房中。
玉娟再次提出：“别人说某某骨科医院看得好，今天还得去查。”
尽管这已是第三次上医院，庄杰依然满口答应，又租车前往。检查结果与前两次毫无二致。
从医院出来，实在的庄杰掏出仅剩的十二元钱，请玉娟和陪同者吃了顿饭。他心里想着：“不管怎样，是咱撞了人，理亏。现在伤也看了、礼也赔了，总该让我走了吧。”他却没想到，事情远未结束。
下午，玉娟闭门睡觉。庄杰不敢打扰，只得焦灼地坐在院里干等。尽管归心似箭，他也只能一分一秒地熬时间。
直到傍晚建筑队收工，庄杰请来两位老师傅，一同进房再次赔礼，并提出能否先回家。
玉娟一听瞪大双眼：“什么？撞了人就想溜？没这么便宜！”
“我先回去，地址留给你，过几天一定再来。”庄杰急忙解释。
后来进屋的几个建筑队工友也觉得她有些过分，但谁也劝不动，只得摇头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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