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龙出海：一场跨越国界的非遗申遗之路
申报材料第七次被退回时，林砚的指尖在“证据链需补充跨国传承实证”那行字上反复摩挲，纸上的墨迹被指腹蹭得发毛。窗外，双生谷的糖枫正落着今年最后一场叶，金黄的碎屑飘进窗棂，落在摊开的清代《糖作谱》复印件上，像极了糖龙熬制时溅出的糖霜。
“光靠国内的史料和传承人口述还不够。”非遗申报专家周教授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人类非遗讲究‘共享性’，得让评审看到这门技艺早已跨越国界，在不同文化里扎了根。”
林砚是糖龙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三个月前接下申遗重任时，她以为整理好百年史料、录完十多位传承人的影像就足够。可现实给了她一记重击——前六次申报材料均因“跨国影响力证据不足”被打回，眼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报窗口期只剩半年，她急得嘴上起了燎泡。
“或许，我们该找海外的人帮忙。”助手小苏抱着一摞海外来信推门进来，信纸上印着不同国家的邮票，“这是近五年海外糖艺爱好者寄来的信，有人说在当地见过类似糖龙的技艺。”
林砚拆开最厚的一封，信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位糖艺师写的，署名“马可”。信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位华人老人正在制作一条盘旋的糖龙，周围围满了金发碧眼的孩子。马可在信中说，这位老人是他的师父，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广东移民到意大利，教他做“中国龙糖”时，总说“这手艺要让全世界知道”。
“广东？”林砚猛地想起，师父曾提过，上世纪确实有位师叔去了意大利，后来断了联系。她立刻让小苏联系马可，三天后，视频电话里出现了一位高鼻梁、深眼眶的中年男人，手里捧着一条用琥珀色糖料做的龙，龙身刻着意大利传统花纹，龙首却保留着中式的威严。
“这是我按照师父教的方法做的‘中西合璧糖龙’。”马可举起糖龙，镜头里的糖料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师父说，他离开中国时，带了一本手写的《糖龙制作要诀》，现在这本册子还在我手里，上面有很多他标注的海外适配技巧，比如用当地的柑橘糖代替麦芽糖。”
林砚的心猛地一跳——这本《糖龙制作要诀》，很可能就是缺失的跨国传承证据。她立刻协调团队，为马可办理了来华签证。半个月后，马可带着那本蓝布封皮的册子出现在双生谷，册子的纸页已经发脆，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最后一页还画着一条简易的糖龙，旁边写着“1985年于佛罗伦萨，教马可作此龙，望他不忘本源”。
“这还不够。”周教授翻完册子后说，“还需要更多国家的证据，最好能找到研究者的学术支持，证明糖龙技艺对海外糖艺的影响。”
林砚想到了巴黎高等文化遗产学院的艾米丽教授，她曾在两年前的国际糖艺论坛上发表过关于“东方糖艺对欧洲的影响”的论文。林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去邮件，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艾米丽在邮件里说：“我研究欧洲糖艺史时，发现19世纪末巴黎世博会曾展出过中国糖龙，当时的报纸称其‘用糖塑造的东方神话’，这或许能作为早期跨国传播的证据。”
艾米丽还主动提出，愿意协助整理欧洲各国博物馆收藏的糖龙相关文物资料。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陆续发来二十多份资料：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的1902年中国糖龙模型照片、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19世纪欧洲糖艺师临摹的糖龙图纸、德国某私人收藏家捐赠的民国时期“出口糖龙”广告画……每一份资料都标注着明确的时间和来源，像一块块拼图，逐渐拼凑出糖龙技艺跨越国界的轨迹。
就在林砚以为证据链即将完整时，新的问题出现了——申报材料需要海外传承人的亲笔证词，证明他们的技艺确实源自中国糖龙。除了马可，林砚一时找不到其他海外传承人。
“我或许能帮上忙。”一天，林砚接到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电话，对方是华人糖艺师陈福生。他在网上看到糖龙申遗的消息，主动联系林砚：“我祖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福建泉州去马来西亚的，他教当地人做糖龙时，还融入了马来传统的花卉图案，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每年春节都会做糖龙祈福。”
陈福生不仅提供了自己家族三代传承的照片和视频，还联系了新加坡、泰国的几位华人糖艺师，他们纷纷录制证词，讲述糖龙技艺在东南亚的传承故事。其中，泰国糖艺师李娜的证词让林砚格外动容：“我不是华人，但我师父是中国糖龙传承人，她告诉我，糖龙不只是华人的技艺，是能让不同文化的人感受到吉祥与温暖的艺术。”
随着跨国证据越来越丰富，林砚的团队开始撰写最终版申报材料。他们将史料分为“早期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中期传承（20世纪中期-21世纪初）”“当代发展（21世纪初至今）”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附上海外文物照片、传承人口述视频、研究者学术论文作为支撑。马可捐赠的《糖龙制作要诀》被扫描成高清图片，艾米丽整理的欧洲博物馆资料被制成时间轴，陈福生等人的证词被翻译成联合国官方语言，一一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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