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标师兄看的另一份档案资料记载，一九六八年的初冬，西京城的枫叶红得刺眼。刘英站在军区大院的阳台上，望着远处高墙上新刷的标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栏杆上斑驳的油漆。这栋小楼他们住了十几年，从枚生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命为军区副司令那天起，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女儿枚红从屋里跑出来，拽了拽她的衣角。十二岁的女孩眼睛大大的，里面盛满了不安。刘英勉强笑了笑，揉了揉女儿的头发：“很快，爸爸只是去开会了。”她没说谎，枚副司令确实是去开会了，但不是什么普通会议。三天前，军区政委亲自打来电话，说是文化革命小组要枚副司去说明情况，他是分管文宣的副司令。这一去，就再没回来。屋里传来大儿子枚军的声音：“妈，您别骗小妹了。现在谁不知道，爸是被隔离审查了！”十七岁的少年语气尖锐，带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学校戴红袖套的人都说，爸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住口！”刘英猛地转身，声音严厉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枚军愣住了，随即脸上浮现出叛逆的神色。刘英深吸一口气，放柔了声音：“去帮你弟弟妹妹做功课。大人的事...不是你们该操心的。”
枚军撇撇嘴，不情愿地拉着妹妹进了屋。刘英望着孩子们的身影，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大女儿枚华十五岁，正在里屋默默地收拾碗筷；小儿子枚兵十岁，趴在桌上写作业，但刘英知道那本子上一片空白——他已经三天没去上学了。电话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让刘英浑身一颤。她快步走进客厅，拿起听筒。“喂，是刘英吗？”是个陌生的男中音。“是我。”“我是政治部的小张。明天上午九点，机关礼堂有您的批判会，要您准时参加。”电话挂断了，留下一串忙音。刘英的手微微发抖，慢慢放下听筒。批判会...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自从上个月她那本《长征路上的红星》被点名批评是“为黑司令歌功颂德”，她就知道风暴要来了。“妈，谁的电话？”枚华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手里还拿着抹布。刘英看着大女儿酷似自己的眉眼，突然一阵心痛。她走过去，轻轻抱住女儿：“没事，工作上的事。”枚华静静地看着母亲，什么也没说，但刘英知道女儿什么都明白。这孩子从小就敏感，像极了她年轻时的样子。夜深了，刘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丈夫枚生的枕头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温度。她想起他们初次在武汉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想起进入西京城那年他们终于弄假成真结婚时的情景，想起枚生穿着崭新的中将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样子。她也是崭新的上校军服，也有好几枚勋章。那时他们多年轻啊，满心都是建设新中国的豪情。
建国后，枚生在军队步步高升，授衔中将后，还任军区副司令。她被授予上校军衔后，还在西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上干了五年，由于恳请军区首长动用五十吨战备粮，救济赤江灾民，被记大过一次，有职无权了，她索性不管事儿，只当一名专业创作员，不用坐班，来去自由，还可去部队或地方上体验生活。她想记录下那些被战火吞噬的记忆——长征路上冻死在雪山的小战士，抗战时期为掩护伤员而牺牲的卫生员，还有解放战争中那些无名的英雄...“我手笨，拿枪行，拿笔就哆嗦。”枚生曾这样开玩笑，“但你不一样，你能让后人记住我们为什么而战。”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线。
刘英轻轻起身，走到书桌前。她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厚厚一叠手稿。这是她正在写的新书，《远征军岁月》，记录她作为少数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女兵在缅甸战场的经历。但现在，这段历史成了她的罪证——“为国民党服务”。窗外突然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手电筒的光亮。刘英心头一紧，迅速把手稿塞回抽屉。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大门就被猛烈地拍响。“刘英！开门！革命群众来找你算账了！”“打倒走资派枚生的臭老婆！”刺耳的口号声惊醒了整个屋子。枚军第一个冲出来，脸上带着奇怪的兴奋：“是红色卫东兵团！我去开门！”“别！”刘英厉声喝止，但已经晚了。枚军已经拉开了大门，十几个臂戴红袖套的年轻人蜂拥而入。为首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青年，短发，眼睛亮得吓人：“刘英！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歌颂黑司令的反动文人！”她挥舞着手中的报纸，“明天就要批斗你了，今晚我们先来给你'预热预热'！”
刘英挺直腰背，冷静地看着这群年轻人：“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的孩子们要休息。”“休息？”一个男青年冷笑道，“你们这些走资派也配谈休息？”他突然从身后拿出一顶用报纸糊成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反动文人刘英”几个大字，“戴上！游街去！”枚华和枚红吓得抱在一起，枚兵则躲在姐姐身后。只有枚军站在红袖套那边，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我跟你们走，别吓着孩子。”刘英平静地说，自己接过那顶可笑的高帽子戴在头上。“妈！”枚华哭喊着想冲过来，被两个女青年拦住。“看好弟弟妹妹。”刘英对女儿说，眼神坚定，“我很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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