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倍朝臣鼓起勇气，用汉语问道：“夫子，大唐的律法为什么能让百姓信服？”
王夫子笑着说：“因为大唐的律法，不是为了约束人，是为了保护人。比如《唐律》规定，‘老幼废疾犯罪，可减免刑罚’，这是‘仁’；‘偷盗者倍偿，杀人者抵命’，这是‘义’。律法合于情理，百姓自然信服。”
这番话让留学生们茅塞顿开。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着知识：大伴古麻吕专攻《论语》，常常在深夜还对着竹简琢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阿倍朝臣迷上了唐诗，跟着博士学写“春风得意马蹄疾”，连走路都带着韵律；吉备真备则对算学和兵法感兴趣，把《孙子兵法》和大唐的《李卫公问对》抄了满满三大本。
李承乾曾在御花园召见留学生代表。当他问起倭国的改制情况，大伴古麻吕起身答道：“陛下，我邦已按唐制分田收税，太学也已开课。百姓都说，新制比旧制公道，能吃饱饭，不再怕饿肚子了。”
李承乾点点头，指着园中的石榴树说：“这树原产西域，引种到长安，一样开花结果。学问也如此，大唐的学问到了倭国，只要能用得好，也能让你们的国家兴旺。”他命人取来五十套《艺文类聚》，“这书收录了历代诗文典章，你们带回倭国，或许能用得上。”
留学生们捧着沉甸甸的书，感激得热泪盈眶。阿倍朝臣当场吟了一首自己写的诗：“万里渡沧海，长安见日明。愿携唐法典，归国治苍生。”虽然平仄尚欠工整，却情真意切，引得李承乾抚掌大笑。
消息传回奈良，孝德天皇特意在太学举办了庆典。他把留学生们的书信抄录下来，挂在太学的墙上，供学子们传阅。中臣镰足看着那些信里描述的长安景象，感叹道：“十年后，这些孩子学成归国，倭国必是另一番模样。”
天皇望着窗外的太学讲堂，那里传来学生们朗读《论语》的声音，虽然带着倭语的口音，却一字一句都很认真。他知道，遣唐求学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为倭国种下的一颗种子——一颗带着大唐文化基因的种子，终将在海东的土地上，长出属于自己的繁茂枝叶。
长安的槐树叶落了又绿，奈良的樱花谢了又开。留学生们在国子监里渐渐褪去了青涩，脸上多了几分大唐学子的沉稳。他们或许还会思念故乡的海，却也早已习惯了长安的晨钟暮鼓；他们或许永远是倭人，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大唐文化的传播者。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场跨越沧海的求学之旅。当第一批留学生带着满脑子的学问和一箱子的典籍踏上归途时，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带回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海东与大唐交融共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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