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行文遣句更可谓是黄吕大钟，震聋发聩，发人深省。
参加发解试的士子大多尚是青春年少，正是热血沸腾、激情飞扬的年龄，读了这篇文章，只觉得全身都是热的。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怎么不是呢？看看现今的朝堂之上，党争过后一片狼藉。新法固然急进，可不变则不通的道理有谁不懂？说新党任人唯亲、党同伐异，旧党何尝不是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如今可好，旧党执政，朝野间尽是老旧之风，再无人敢光明正大的锐意进取。这难道不是国之殇民之哀么？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说的好啊，太蛊惑……振奋人心了有没有？这让一干青年学子陡生自豪感和责任感，各种大聚小会上以引用文中语句为风尚，仿佛不引用便是自拒于士林圈子。
自然而然的，王棣之名也得以迅速传开。
“少年中国说”太易引发共鸣，导致许多人忽略了王棣的论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这篇论文的格式与唐朝的帖括有相似之处。所谓“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诗、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经义”试士，学子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这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
而王棣的这篇论文运用了排比笔法，与普通经义文已是相去甚远。
据知情人透露，当科主考官李通判极为欣赏此等行文风格，评曰：“此般行文若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其开篇点题文字基少，却是全篇文章的眉，字有千钧之力，句有万缘之能，是构架整篇的梁柱……本文短短数百字，通篇散骈，对仗工整，平仄优美，已望庾信之项背也……虽似经义文，却是自成一派，非文字功力深厚者不能为也……”
庾信，乃是南北朝骈文大家，一代宗师也。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鲍照之后的齐、梁、陈三朝和北朝，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当时曾有“徐庾体”之说，时人将徐陵与其并列，其实徐陵成就在其之下。庾信兼善众体、诗赋，文都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多产的作家之一。
他的诗赋在中国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同于前人骚赋，也不同于后人的律赋。他将两汉以散文入赋变为以骈文入赋，使赋更具有形式美，将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庾信还开唐人以诗入赋的先河，唐代王勃、骆宾王的骈作皆受其影响。六朝骈文盛极，而庾信可谓集大成者。
杜甫即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来称誉李白，“庾开府”便是庾信。
李节竟如此高看王棣，将他与庾信、李白相提并论，这，是否有些过了？
但凭心而论，这样的行文风格于饱读诗书的士大夫而言，着实迷人，仿似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叫人情不自禁的赞叹：哦，原来文章是可以这么写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王棣开创了经义文章的新流派，确是能称之为“宗师”的，虽然他只有十六岁。
总而言之，当王棣的乡试文章公布于世后，再无质疑声，尽是褒扬惊叹的美誉。
甚至有人叹曰：生子当如王三郎。
至于王棣的书法，通过李节等乡试考官的交口称赞，有人始以“三郎体”名之。
王棣之名，由元佑五年江宁府发解试始，渐为世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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