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大宋，武功不咋地，文治可为史上之最。后世所谓的“唐宋八大家”便占了六位，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尽是集中在这短短数十年。还有范仲淹、周敦颐、司马光、沈括、程颢、程颐、黄庭坚、米芾等一个个大名鼎鼎的文坛明星，群星璀璨，竞相争辉。文曲星荟萃，令后来者仰望汗颜。
出名要趁早，在这样一个时空，无论再如何妖孽，也是不足以惊世骇俗的，曾经沧海。
王棣以十六岁之龄登乡试魁首，一时间声名鹊起，在士林也只算占了一隅之地。
来年的辛未科会试，方是检验成色的大舞台。事实上，马涓、朱谔、张坚庭方是状元呼声最高的三位，王棣不及多也。
科举方是打开政途的最佳方式，是正途，除此之外则名不正言不顺。
恰好本朝不乏科举牛人，如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的嘉佑二年的丁酉科会试。其时，主考官是欧阳修，同考官是梅尧臣、王珪、韩绛、范镇。这一年进士榜里的能人实在是太多，经后人总结《宋史》有传的共有二十四人，他们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无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等。这一届中有九人曾担任宰执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这一年的北宋堪称人才辈出，而这一届的进士榜更是群星璀璨，无论政治、经济、文学、经学都有独领风骚的人物出现。
马涓、朱谔、张坚庭之流，如何与这等前辈相提并论？更勿论崭露头角如王棣之辈了。
虽然，王三郎在词作上已堪称大家，但毕竟问世作品不多，且最最关键的是，其在经义学问方面并无甚名气，当然无法与前贤比肩。
如其父王元泽，尝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受诏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虽问世诗词不多，亦名列“临川三王”。
是以，王棣虽善词，虽有文名，终不如其父多也，若来日能出文章名篇，方可傲立文坛。
不过，当州学将本次乡试中举者的经义、策、论及诗赋编辑刊印成册，关于王棣只擅诗词的声音倒是弱了不少。
首场的经义题，王棣所释并非一味的因循守旧，而是多有新意，令人读之有醍醐灌顶之感，竟是较之前贤注解更为妥当贴切。
《魏书·祖莹传》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再过数十年，洪迈在《容斋诗话》第四卷亦说：“诗文当有所本。若用古人语意，别出机杼，曲而畅之，自足以传示来世。”
王棣所答的经义题，无论本经还是兼经，可用“别出机杼”四字概论。其中某些观点新颖而不失经书本意，读至精彩之处叫人拍案称绝，并深以为然。
而他的策问用的副标题是“少年中国说”，这与“何以强宋”似乎是答非所问了。但通读全文令人热血沸腾之余几乎忘了文不对题之嫌，过后细想，文章勉强还是贴题的。这样的美文，即便有跑题之嫌，又怎样？能因而罢黜么？如此文章，读之则如炎夏饮冰，浑身通泰，夫复何求啊。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一针见血啊，文词犀利无比地指出造成国势衰微的根源——“中国老朽”，亦即制度的因袭、官员的守旧。进而，作家指出创造少年中国的力量在于“中国少年”——富有创新精神和爱国志向的一代民族新人。与此同时，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中国老朽与中国少年对于民族和时代的迥乎不同的责任心。在鲜明、冷峻的对照中，提出了“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张。
在先秦时期，“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专指帝王所在的国都，即首都。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缓四方”（先爱护京都的百姓，进而安抚四方）；《孟子、公孙丑》：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我要在国都为孟子修房子，让它教养君臣的弟子）；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是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古代华夏族、汉族居住的地区或建立的国家。
秦朝以后，“中国”一词的含义有了改变。在汉代，人们常把汉族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也称“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中国”，把南朝却称做“岛夷”。此时的辽与宋，彼此都自称为“中国”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当然，身为大宋子弟，自然以中国人自居。王棣此文，着实是搔中了读书人的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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