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一个熟人的世界，不需要警察掺合，而街道是个生人的世界，需要警察，而且是“拿着手枪”，随时准备出击的警察，国家机器对个人生活的干预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街道取代胡同，城市空间就需要重建，城市空间的重建意味着秩序的重建和价值链的重建，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胡同小混混”是********和底层化的。生活空间的更迭，身份的丧失，“胡同文化”生活经验的全部作废，国家机器对个体生活控制的加强，利益再分配中受到排挤和打压，使得胡同小混混的社会竞争力下降，使得胡同小混混开始恐慌和暴怒。
所以何勇声嘶力竭地喊叫“还有没有希望”，其实他不是在喊“这世界还有没有希望”，而是在喊“我还有没有希望”。
他不是在做社会批判，而是在做自我呼唤——频临灭顶之灾时自救前的自我呼唤。这就是《垃圾场》的全部秘密。
《垃圾场》这张唱片如果没有《钟鼓楼》会逊色很多，只能算是一张优秀的唱片。但有了《钟鼓楼》就不一样了。
有了《钟鼓楼》，《垃圾场》可以跻身伟大唱片的行列。
《钟鼓楼》是使《垃圾场》从“优秀”迈向“伟大”的神奇催化剂。
林在山自己虽然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但他在音乐圈内不止一个朋友讲过：罗大佑号称“华语音乐教父”，经典的作品车载斗量，但达明一派的一首《石头记》可以横扫罗大佑的所有作品。同样的，崔健虽然号称“中国摇滚教父”，经典的作品不胜枚举，但何勇的一首《钟鼓楼》也可以横扫崔健的所有作品。
唐诗学专家、著名学者闻一多评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认为就算张若虚这辈子只写了《春江花月夜》一首诗，他也有资格成为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同级别的“大家”。为什么？因为文艺作品是靠质量而不是靠数量来说话，《春江花月夜》太精彩了，太牛逼了！
而在不少人看来，《钟鼓楼》、《石头记》和《春江花月夜》一样，可以用“孤篇横绝”来形容，这三首作品都属于那种梦幻般的，天外飞仙式的神来之笔，不但后人无法模仿，就算作者本人也无法复制！
现在很多人认识刘心武是因为他的《揭秘红楼梦》，刘心武用悬疑推理的手法解读《红楼梦》，相当好玩。
很多人只知道作为“红学家”的刘心武，不知道作为小说家的刘心武。
其实刘心武曾经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是八十年代“京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家。
八十年代他出版过一部小说《钟鼓楼》，这部描写八十年代北京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小说被称为“八十年代北京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而名噪一时。
何勇用音乐创作了一首与刘心武小说同名的作品，意图很明显。
北京的钟鼓楼坐落在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从实用价值上说，钟鼓楼是一座庞大的废墟，它早就失去了报时的基本功能。
从文化价值上说钟鼓楼却是一座辉煌的纪念碑，一个地标式的建筑，承载着昔日的荣耀和老北京的“中心情结”。所以，钟鼓楼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隐喻。
何勇《垃圾场》这张唱片大部分作品玩的是“情绪”，而《钟鼓楼》则不是，《钟鼓楼》有现场生活的描述——“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不见，银锭桥再也望不清、望不清那西山”；有生活细节的描写——“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有反思——“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他们的脸色象我一样”；有否定——“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最后还提出了一种超乎时空的疑问——“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一种形而上的思辨和终极意义的求索——“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余秋雨用尽沧桑的语言，使尽煽情的手腕都没有达到的效果，何勇不经意间做到了——《钟鼓楼》写出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写出了一种超越个人际遇与叹谓的大情怀。
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牛，音乐构架其实也很精巧，不但运用了民族乐器三弦和笛子，还融入了北京琴书和京韵大鼓的元素，对北京传统曲艺的运用不刻意，不突兀，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这天，唱过这首《钟鼓楼》后，林在山心间萦绕的一直是这样一种比较沉湎的再也回不去的情怀，状态十分“浑噩”，但因为实力太强了，又用通关卡把最难的第一关给过了，他和李孝妮在长城的烽火台上顺利的拿到了今天的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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