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奕?提议派妥当大臣与英法谈判，然而清廷中枢此时尚无定见。
于是，在肃顺主导下，几位重臣就应对之策展开讨论，最终以诏书形式给两广总督叶名琛，传达一条模棱两可的指示——“不失国体，不启边衅”。
处理完涉外事务，话题转向国内。
御座之上，咸丰皇帝充满疲惫的声音缓缓响起：“说说，该如何处罚官文和曾国藩？”
此番战后，官文呈上奏折，大肆抨击胡林翼与曾国藩。
他称胡林翼大奸似忠、包藏祸心，主动去据守荆州，实则早与左宗棠勾结，一到荆州便投降西贼，致使官文的大好谋划落空。
胡林翼旧部罗泽南、唐训方等人投降西贼，便是佐证。
对于曾国藩，官文指责其为保存实力，擅自抗命撤军，导致荆州城孤立无援，是湖北战败的第二罪魁。
在奏折末尾，官文又旧事重提，强调汉臣不可信。
他指出与西贼作战时，往往是汉臣率先投降，导致战败。
如酉阳之战的左宗棠、汉中之战的吴振棫以及此次的胡林翼，皆是例证。
奏折中，官文言辞激烈地高呼：“祖宗之基业，旗人浴血以奠；大清之山河，八旗舍命以守。今汉臣叛主如过江之鲫，若再弃旗人而用汉将，是断我大清脊梁矣！”
他还主动请缨，愿赴湖南监督曾国藩作战，即便身死，也在所不惜。
激昂悲愤之色、拳拳报国之心，跃然纸上，全然不见从武昌城逃出时的狼狈之态。
尽管众人都知道，官文此举夹杂私心，但他也提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清廷是否还要延续重用汉臣的策略？
投效粤贼的汉臣寥寥无几，最高官职不过庐州知府胡元炜，且未受重用；
而西贼这边，从陕西巡抚吴振棫到左宗棠、胡林翼等，皆是进士、举人出身，且被西贼真心任用。
这给主张重用汉臣的肃顺一党一记耳光，也为官文这类反对派提供把柄。
曾国藩也呈上自辩书阐明实情。
他称冬季武陵山区雨雪纷飞、山路崎岖泥泞，收到官文命令时，已无法按期调湘军到荆州。
若强行执行，所部数万人将被西贼前后夹击，粮草援军皆无，只能全军覆没于武陵山脉的群山万壑之中。
随后西贼第四军，从宜昌沿川鄂古道，前往恩施围堵湘军便是证明。
在奏折末尾，曾国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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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非不知战败之罪当诛，然若以‘百折千磨’之心相察，则颓兵可振，危局可挽。
昔武侯六出祁山，鞠躬尽瘁，虽星陨五丈而忠义炳于千秋；勾践十年尝胆，忍辱负重，纵暂栖会稽，而壮志终吞强吴。
臣每思古人之节，未尝不汗透重衣。今虽败师失地，然部伍溃而复聚，旌旗折而更张，将士瘢痂未愈即请缨再战，此诚天地正气所钟也。
伏乞圣主明鉴万里：臣军屡败屡战，非为苟延残喘，实欲效法范滂‘登车揽辔’之志，追慕子卿北海持节之操。
若蒙圣慈再拨饷械，当效睢阳婴城之守，作砥柱中流；法细柳不动之军，成铁壁横江。必使狂寇知王师百败不馁，湘勇九死无悔。
臣以衰朽残躯，早置生死于度外，惟念主忧臣辱，敢惜微命？
但得秣马厉兵，必当知耻后勇，誓扫西贼以报天恩。
谨将此披肝沥胆之诚，泣血拜表。
臣国藩顿首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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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中展现的坚韧不拔，与忠君爱国之意，让颇为感性，且一直提拔他的咸丰看得泪水涟涟，感动不已。
他心中已认可曾国藩的辩词，原谅他的擅自撤军之罪。
将此事交军机处议论，不过是走个流程。
群臣议论后形成统一意见呈给咸丰：将官文调回京城，具体任用另行安排；
严令两广、福建地方官吏，加派兵源和物资支援湖南；
下旨训斥曾国藩，却不作具体处罚，只严令他整军备战，抵御西贼。
这并非咸丰与肃顺等人觉得官文所言无理，实乃局势所迫。
曾部湘军从士卒至军官，皆由曾国藩选拔，堪称“曾家军”。
若换他人统领，不仅难以驾驭，还可能使这支在湖南境内，尚具战力的军队分崩离析。
况且官文为人跋扈，一贯轻视汉臣，若前往湖南，势必与曾国藩龃龉不断，徒增内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众人皆知，却都不愿提及的缘由。
西贼对待满蒙八旗降人，如同汉人一般，皆予以优待，一视同仁，并无特殊。
如前四川总督裕瑞，就在成都获释。
听闻这厮在汉中府，竟然替西贼劝降了陕西巡抚吴振棫，令咸丰帝恨得咬牙切齿。
又如多隆阿率先在宜昌投降，成为湖北局势崩溃的始作俑者。
此外，先前在成都被放归的数百八旗兵，以及此次在襄樊被放回的一万多蒙古兵，皆是此类情况。
对于这些人，清廷处理起来颇为棘手。
若一概弃用，着实可惜；可若不加以审查，谁敢放心任用这些曾向西贼投降过的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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