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工作之便”，江河和小伍子不但见了面，还自然而然地“认识”了。
有了身份，就有便于开展工作。
对刘家大院越来越了解，江河越发觉得刘宏彩真他妈的混蛋：
农民租种他的一亩田，先要交二斗黄谷作押金，由于通货膨胀，押金往往贬值，他便采取夺田另佃或换订新约（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控制土地资源。佃农需缴纳高额地租（通常占收成的50%-70%），且缺乏法律保护，地主可随意调整租约条件。
什么叫夺田另佃？就是地主以佃农“欠租”“怠耕”等为由，强行收回土地，转租给其他佃农。此举既惩罚原佃农，又通过竞争抬高租金。例如，佃农遇天灾减产时，刘宏彩拒绝减免租金，直接夺田。
什么是换订新约？就是地主强迫佃农重新签订租佃合同，增加押金（“押租”）、提高地租比例或附加劳役条款，强化剥削。收回土地后，刘宏彩以更高租金转租给新佃农，或分租给多人（“二地主”模式），形成层层盘剥。
有钱有权的情况下，借口多的很，有时候甚至根用不用借口：刘宏彩常以“未按时交租”“产量不足”等理由收回土地。没有借口，就使用暴力威胁：通过民团武装驱逐原佃农，甚至毁坏其房屋、庄稼，迫使其流离失所。
频繁夺田导致农民失去生计，换约加重债务负担，许多家庭被迫卖儿鬻女。
被夺田的佃农沦为雇工或乞丐，川西地区流民问题加剧，社会动荡。
这种情况下，农民们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刘宏彩可以随意提高押租：要求佃农缴纳“押金”，若无法支付则需借高利贷，陷入债务陷阱；将固定地租改为“分成租”（按收成比例抽成），确保自身旱涝保收；附加劳役，新约中规定佃农需无偿为刘家修建庄园、运输货物，甚至充当私兵。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操蛋政府的法律偏袒地主，佃农诉讼常因无钱贿赂官员而败诉，导致刘宏彩的“合法化”剥削屡屡得手。
民间将刘宏彩此类行为斥为“吃人血馒头”，其恶名成为旧社会剥削的象征。
刘宏彩除了娶来的五个老婆，还经常侵害其他女性，包括佃农女儿、女仆等
后世课本中《收租院》雕塑群中“强奸室”场景直接描绘刘宏彩对女性施暴的情节）。
据大邑县农民控诉，刘宏彩常借“选丫鬟”之名强征年轻女性入庄园，部分遭其性侵，反抗者可能被杀害或转卖。
后来的《大邑县志》记载有刘宏彩杀害反抗其性侵的女性杨某，并抛尸灭迹。
民国时期基层司法腐败，地主豪强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女性受害者难以伸张正义，此类暴行客观上被权力掩盖。
为什么刘宏彩能够长期逍遥法外？
——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地主与官府勾结，导致底层民众无法获得公正。
土地改革期间，大邑县多次召开群众大会，佃农及家属公开指控刘宏彩性侵、强占民女等行为，部分证词被收录于地方档案。
1980年代后，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到幸存者或其后代的口述，提及刘宏彩以“选丫鬟”“征女工”为名强征女性入庄园，部分遭其性侵。
主要手段有：
刘宏彩借权势强迫佃农家庭献出女儿为仆，或以债务逼迫抵债。
反抗者可能被关押、殴打，甚至杀害。例如，有口述称一名女仆因拒绝其侵犯，被捆绑后扔入地牢。
刘宏彩的妻妾、管家协助物色和监管女性，形成系统性压迫。
因经济依附关系，佃农女儿常成为目标。
底层雇工与难民：灾荒年间流离失所的女性，被诱骗或强掳至刘家庄园。
仆役与丫鬟：庄园内女性仆从人身自由受限，沦为性剥削对象。
民国时期，地方司法被豪强把持，受害者诉诸法律的成本极高。刘宏彩作为军阀代理人（其弟刘辉文控制川康），与县衙、民团勾结，形成“法外之地”。
经济依附性：贫困家庭为生存被迫妥协，女性成为交易筹码。
权力绝对化：
刘宏彩通过掌控土地、武装（民团）和黑帮（袍哥组织），在地方形成“土皇帝”式统治，性暴力是其权力彰显的手段之一。
刘宏彩豢养了一批的武装家丁和一批打手刺客，他心狠手毒、肆意滥杀，就连自己的亲戚、刘辉文夫人的族侄杨炳元，也因醉酒后对他评头论足，而被他派人枪杀于雅安闹市。
那一日，刘家大宅的铜钉门吱呀作响，刘宏彩捏着翡翠鼻烟壶站在滴水檐下。他裹着黑狐裘，管家凑近低语："杨炳元又在醉仙楼骂您勾搭他表婶......"
"割舌头的剪子备着吗？"刘宏彩碾碎掌心的干茉莉，花粉簌簌落进脚边炭盆，炸起几点猩红火星。他想起半月前杨炳元在祠堂指着他鼻子吼"刘家迟早断在你手上"，那截雪茄灰分明是故意弹在他新制的云锦长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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