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轻税时代，为何舍田为仆？
汉初的田税低得让人咋舌，文帝时期甚至创下“三十税一”的纪录——种三十亩地，只需缴一亩的收成。按说农人该埋头种地，可胶东郡的王二却在春耕前，把自家两亩薄田托付给族兄，背着一捆旧被褥进了临淄城的张大户家当仆役。
他夜里躺在柴房的草堆上，算过一笔明账：自家地在坡上，靠天吃饭，遇着旱灾颗粒无收，可人头税、徭役一样不少。去年一场暴雨冲垮了田埂，为了缴粮，他把过冬的口粮都卖了。进府当仆役就不同了，管三餐饭食，每月给两百钱，逢年过节还有布帛赏赐，最关键的是——不用再怕官吏上门催缴杂税。
二、仆人契约里的“五险一金”
王二签的契约是用竹简写的，墨迹至今还透着新鲜：“服役五年，主家供食宿，月给钱二百，岁末赐絮二斤。若逢疾疫，主家给药；若因役致残，终身供食。”这在当时，简直是比种地靠谱百倍的“保障套餐”。
这让我想起老家 cousin 阿强的选择。他在村里有三亩水田，国家给种粮补贴，可他宁愿进县城的电子厂，每月拿四千块工资。“地里收成再好，化肥、种子、收割机哪样不要钱？”他算过，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扣除成本也就剩几千块，还不如工厂包吃包住，工资按月到账，生病能走医保实在。两千年前的竹简契约，和今天的劳动合同，竟藏着同一种生存智慧。
三、“不自由”里的安全感
张大户家的仆役有二十多个，每天鸡鸣就得起身洒扫，虽不比种地自由，可王二觉得心里踏实。去年冬天大雪封门，主家给每人发了件棉袄，而村里不少农人，为了取暖只能拆了门板烧火。有回王二搬重物扭了腰，管家请了郎中来看，药钱全由主家出，这在以前，他只能硬扛着疼。
这像极了写字楼里的白领们。有人抱怨“996”没自由，却依然守着这份工作——至少不用像自由职业者那样，担心这个月没活干、下个月房租交不上。就像王二说的：“被人管着是受点气，可饿不着、冻不着，这就比啥都强。”生存面前，“安稳”二字，从来比“自由”更有分量。
四、种地的隐性成本有多高？
汉武帝时期，有大臣上奏说“关中农人弃田从仆者，十之二三”，恳请皇帝下令禁止。可他们没算过，种地的隐性成本高得吓人。王二的族兄留在村里种地，春天要买种子，夏天要雇人修水渠，秋天要请人收割，算下来，即便田税再低，到手的也所剩无几。
这和现在农村的情况多像啊。我老家的三叔，种着十亩桃树，国家免了农业税，还给补贴，可每年买化肥、套袋、雇人采摘的钱，比卖桃的收入还高。“不是不爱种地，是种不起了。”他最终把地包给了合作社，自己去镇上开货车，反而攒下了钱。两千年过去，种地的“隐性成本”，依然是压在农人肩上的重担。
五、从仆役到“打工人”：不变的资本积累
王二在张府干了五年，攒下的钱够买一头牛、半车粟米。他没续约，而是在城边租了个小铺子，卖些油盐酱醋。这让我想起小区门口开杂货铺的李姐，她以前在服装厂打工，攒了十万块就自己当老板，“先靠别人兜底攒点本钱，再自己闯，心里有底。”
汉朝的仆役里，不少人都像王二这样。他们先通过“依附”大户获得稳定收入，攒下第一笔钱，再去做小买卖、租田产，完成从“打工”到“创业”的跨越。这和今天的年轻人何其相似——先在大厂攒经验、攒钱，再跳槽或创业，用暂时的“被雇佣”，换取对抗风险的资本。
六、政策与人心：为何留不住人？
汉初的“轻税”政策，本意是鼓励农耕，可为什么留不住农人？因为政策只解决了“明面上的税”，却没解决“暗地里的难”——天灾人祸的风险、农具种子的成本、徭役带来的中断。就像现在，农村有补贴、有扶持，可年轻人还是往城里跑，因为教育、医疗、就业机会这些“隐形福利”，城市里更充足。
王二后来在城里站稳了脚跟，他儿子读书识字，成了账房先生。他偶尔回村看看，族兄的儿子还在种地，日子过得紧巴巴。“不是种地不好，是光靠种地，撑不起一家人的指望。”王二的感慨，穿越两千年，还在被今天的人重复着。
七、历史照进现实：选择背后的生存逻辑
《汉书》里说，西汉中期以后，“富家仆役，多为农家子弟”。他们不是懒，不是不想靠自己，而是在权衡利弊后，选了条更稳妥的路。就像现在，有人放弃家乡的“好政策”，依然挤在大城市的出租屋里——政策能给补贴，却给不了对未来的确定性；土地能产粮食，却产不出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
王二的故事，从来不是历史的偶然。从汉朝的仆役到今天的“打工人”，普通人的选择里，藏着最实在的生存逻辑：哪里能让日子更稳、未来更有盼头，人就往哪里去。这答案，穿越两千年的风雨，依然清晰如昨。
或许，我们看历史里的“舍田为仆”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后人看我们今天的选择可能也会困惑。但无论时代怎么变，普通人对“安稳”的追求、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从来都一样。读懂了王二的选择，或许也就读懂了每个时代里，那些看似“不合常理”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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