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渡彭蠡湖，行豫章、庐陵间。
过庐陵时，遇到以宣德郎致仕的原彭泽令曾安止（字移忠）。这个曾安止，居官期间，白天在料理公务之余，总要到农田去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遇到农忙时，他还会帮助人力单薄的农家劳作，一边劳动，一边了解情况，但是从不在农家吃饭。
有一天，烈日炎炎，曾安止劳作到了傍晚，老表硬要留他吃顿饭，为不让老表扫兴，他只好留下来，饭前，他掏出一袋干粮送给该户农家。全家人见状非常惊讶，原来，堂堂县令只是带了一些薯片、两块烧饼下乡充饥。
曾安止非常热爱农业，尤其喜欢研究农作物。
他经常到农田去观察作物，遇到老农总要攀谈一番。他走访了许多老农，收集了大量的农作物优良品种，对繁多的水稻品种的品名、来源、性情以及播种、耕作方法，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晚上，坐在豆大的油灯下，参阅前人的成果，整理当天的笔记，常常到半夜三更，有时通宵达旦。
再加上当时许多士大夫都爱对牡丹、荔枝、茗茶等立书作谱，唯独不见研究农业的官员。
于是，他决定辞去县令，回到“地产嘉禾、和气所生”的家乡泰和，致力于农学研究。许多有识有道之士对他的这一举动有些想不通，他说：“‘农者，政之所先也。’……唯君子不陷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天理之正而无不适，故能止。‘安止’二字，乃吾所愿！”
诸朋友听后，皆深受感动。
曾安止后半生对泰和周边各地农业生产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潜心研究水稻栽培，搜集大量有关水稻品种及栽培技术的资料，去世前完成《禾谱》五卷。此书详细介绍北宋江南地区五十多种水稻品种名称、特征、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是继贾思勰《齐民要术》后又一部农业科学着作。
《禾谱》一书，对本地、对江南乃至对全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使广大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安民止乱”正是曾公清正为民的品格。
当时，老曾取出自己引以为傲的农学着作《禾谱》给东坡看，东坡先生见其作“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东坡先生乃作《秧马歌》附其末，用以赞秧马的效率高与节省劳力。
原来，东坡是想起自己在武昌期间，见当地农夫皆骑秧马。这种秧马多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佝偻而作者，老佚相绝矣。
也就是说，秧马的腹部用枣木或榆木制成，易滑行，背部用楸木或桐木以减轻重量，形似小船，头尾翘起，中间洼凹，农夫两腿跨坐于船背如同骑马。
插秧时，农夫将船头上的秧苗插入田中，用双脚使秧马向后逐渐挪动，一边滑行一边插秧。拔秧时，农夫用双手将秧苗拔起，捆缚成匝，置于船后“舱”中，这不仅减轻弯腰弓背之苦，还提高了工效。
秧马何时发明已不可考，但最早记载秧马的是苏东坡。
苏东坡在湖北游历时看到当地“农夫皆骑秧马”，想到浙中的稻米的产量为天下的一半，而浙中人却独独不知道使用秧马，就想方设法把这一农具推广开来。后专门作《秧马歌》详细介绍了秧马的形制和使用方法，并在惠州地区宣传和推广。甚至还让衢州进士梁军琯见到张秉道时，让张秉道传授给在阳羡的儿子们使用。
到了庐陵（今江西吉安），在游览一座禅院时，偶遇一位颇以才学自负的词科进士、吉州安福人刘弇（字伟明），当时因相遇互问爵里姓氏。
伟明遽对曰：庐陵刘弇。
盖伟明初不知为东坡，自谓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
乃复问东坡所从来，公徐应曰：罪人苏轼。
伟明始大惊，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见所畏。
东坡亦嘉其才气，相与遽谈而去。
章贡二水在千年宋城赣州汇流成赣江，赣江是江西省第一大河流，千里赣江纵贯江西南北。
赣南属多山之地，赣江在崇山峻岭之间，一路向北，顺顺当当流进了鄱阳湖。旧社会以前，不管是迁徙、经商、做官等，几乎都要溯赣江而上，经大余梅关去岭南来往。赣江成了沟通江西与广东的水路南北交通要道、大动脉。
古时多乘船，赣江上游之险，尽在十八滩。
“南康赣石”就是指从赣州城区北门走水路沿赣江而下到万安大坝近百公里蜿蜒曲折的航道——二十四滩。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虔州刺史路应首对二十四滩水道进行整治，“凿赣石梗崄以通舟道”。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虔州知州赵再对二十四滩水道进行疏通，“疏凿赣石，民赖其利”。
经唐宋时期的两次疏浚，“南康赣石”由二十四滩减少为十八滩。十八滩航道变得更为安全与畅通，但仍然艰难险阻不断，船只倾覆事故仍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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