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红大概是想卖弄一下她超凡的记忆力，仍然在背诵着《故乡》：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已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一一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已心情的改变罢了。”
是啊，左一凡想，鲁镇已不是鲁迅记忆中的鲁镇，中义村难道还是我左一凡心中的中义村吗？那连成一片的古屋，那因为读书而彻夜亮起的灯光，那位先人忠君报国的情怀，又都到哪里去了？
今天的忠义村，笑贫不笑娼，偷窃，坑蒙拐骗，只要挣钱，什么坏事都肯做。没有了任何道德标准和道德底线。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社会仅有法律是不够的，维系社会健康发展，主要还是道德准则和世界观。
宗教也是一种世界观，在中国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它都约束着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中义村的人现在也信菩萨也敬神，可他们信的不是因果报应，而是相信谁给菩萨好处，菩萨就保佑谁。这是一块没有信仰的土地！
其他的地方有吗？农村没有！城市也没有！他的身边都是一群高知、白领和精英，可谁还把信仰当作一回事？至少他自己是个没有信仰的人。过去或许有，现在呢？整天周旋于女人之中，沉湎于嬉戏之间。一个观音送子的贵人，一个曾经的高考状元，已沦落成一个游戏人生的无聊之辈。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思考过，此时想到了这个问题，突然有了一种幡然一惊的感觉。他以前感慨左二狗的泯灭，他自己不也正在沉沦吗？
到时候要不要现身说法，左一凡还没有勇气确定，但他一定会告诉法庭：左二狗有错，我们都有错。左二狗有罪，社会先有罪。左二狗出了问题，是社会有了病灶。从某种意义上讲，左二狗也是受害者。
到了法庭上，左一凡就打算如此辩护。
秦红继续朗诵：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已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左一凡在秦红清脆而又动情的声音里睡着了。
二狗还是判了死刑。
二狗跪在高高的台上，两名军人一边一个地抓住他的胳膊，胳膊高高的翘起。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台下站着成千上万的看客，就像一场大型音乐会，有的人手里还真拿着萤光棒。
二狗大概想和台下的人说点什么，但他张着嘴却听不到一丝声音。原来他的颈脖上被人套了一根细细的钢丝，后面有一只手一直在勒着。
这是一场公审大会。
大会结束后，二狗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站着许多拿枪的解放军。车子开动了，向旁边的山上缓缓地驶去。
群众潮水般地在车子后面奔跑着。有很多人离开公路，直接从稻田里跑向山头。漫山遍野全是人。
左一凡也在人群中奔跑着。
卡车到了山上，停下了。车子的后栏板放下来了，二狗被推下汽车。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两只胳膊绑在身后。二狗挣扎地站起来，本能地朝前跑，以为也许能逃掉。
车上的军人也纷纷地跳下来，跟在后面追，有的还啪啪啪地放枪。
二狗趴下了，他是被树桩绊倒的。
军人赶上去，用枪对着二狗的脑袋，啪地一声，脑袋开花了。脑浆白白的，就像豆腐一样堆在地上。有个人拿着馒头蘸脑浆，甚至扒开馒头把脑浆夹在中间。他大口大口地吃着。
左一凡很恶心，他也大口大口地吐起来。
“怎么了？老左！”秦红叫他。
左一凡醒了。刚才他是做梦。
“怎么了？晕车呀？”秦红把车子停在路边。
左一凡说：“不是。做梦。”
他把梦境说了一遍。
秦红说：“你这梦也太离奇了！现在哪还有啥个公审大会呢？”
“是呀，我在梦里就有些怀疑。”左一凡说，“这个梦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这公审大会我确实见过，很小的时候，大概才上小学吧。枪毙的是一个强奸杀人犯。那天我确实跟在后面跑。当时的情景跟这个梦境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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