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德看着他怔怔地发呆，轻轻拍了下他的肩头，把白布单重新蒙好，合上了冰柜。
田之雄脱掉白大褂摘掉口罩，随郑明德一走出法医室，便急切地问道：“郑警官，昨晚是谁报的案？”
郑明德心目中显然已经把他当作是死者的准女婿了，他看了眼田之雄眼里流露出的怒火，说：“是杂货店的那个哑巴先发现的，后来他告诉了隔壁开卤味店的老刘，老刘报的警，警署有接警记录的。我昨晚询问过他们两人，哑巴咿咿呀呀讲了半天，我也听不明白。老刘说，是哑巴拉他到楼上，看到了倒在现场的老人，便马上打了报警电话。另外，按时间推算，案发时又是下大雨又是打雷的，他们都没听到什么动静。”
郑明德走了几步又说：“通过对街坊邻居的走访调查，并结合死者的职业、家境、社会关系等分析，以我办案的经验推断，有组织犯罪及蓄意杀人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类似盗贼入室盗窃，却遇上因天降大雨而提前收工的老人，情急之下伤人后匆忙逃走，屋子里的财物也没有损失。当然，这只是我依据经验的推断，并不是结案的结论。我们警方会积极侦办，争取将凶徒绳之以法。”
田之雄默默听着，心潮起伏，不置可否。
郑明德又问：“听罗先生讲国语，您是大陆人？”
“不，我是台湾过来做生意的。”
“哦？”郑明德有意无意地多看了他一眼。
两人返回接待室，见阿秀情绪平复了一些，郑明德便开始例行公事般询问，只是分别了解了一下两个人与陈伯的关系，以及事发前一天两人的行踪，并没有过多地询问。显然，郑明德认为死者被害只是个偶发事件，与家庭无关。
待二人在笔录上签好字，郑明德站起身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谢谢陈小姐和罗先生的协助。”
田之雄把阿秀送回电影公司的宿舍，又匆匆返回了赞善里哑巴的杂货店。从昨晚了解的情况，哑巴很有可能是唯一目睹真凶的人，他想与哑巴更深入交流一下，了解更多的细节。
哑巴特意找来一个懂手语的街坊，把昨天晚上他的亲眼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田之雄：昨晚大约九点前后，天下起了雷阵雨，一个精瘦的年轻人，手提一个长方形的木箱，胸前挂着一部带着皮套的照相机来到他店里，起先并没有买东西，只站在屋檐下。哑巴以为他进来避雨，也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买了几根香蕉，边吃边在店里转。突然，电灯灭了，这种事时常会出现，他就点起了汽灯。又过了一会儿，从巷子里出来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冲年轻人喊了句什么，年轻人便冒着雨和那人一块匆匆走了，哑巴好心想借把雨伞给他们，喊了几声，那两人头都没回。
田之雄插话问：“这两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征？说了什么话没有？”
哑巴认真想了想，摇摇头，只描述年轻人中等个子，身形精瘦，付钱时看到右手虎口有一条伤疤；而另一人穿着雨衣，面目不清，不过，他穿的那件雨衣很像陈伯平日里穿的那件。
后来，他估摸着陈伯应该收摊回来了，便上楼去看看是不是电闸出了什么情况，结果在漆黑一团的屋子里发现了已经倒卧在血泊中的陈伯，吓得魂飞魄散，便赶忙叫来了隔壁卤味店的老刘，老刘随后打电话报了警。
与哑巴聊完，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从昨天半夜接到电话，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了，田之雄一刻没合眼，心绪始终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亢奋之中，他要尽快查清陈伯的遇害真相，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
他从哑巴的柜台上买了盒烟，坐在他以前住过的屋子里，认真梳理着从昨晚到今天获得的信息，陷入沉思。他以前是个“老烟枪”，熬夜工作、废寝忘食、烟不离手是常态，自从在台北受了刑，导致严重的肺部感染后，遵从医嘱，他几乎戒掉了。巨大的压力和纷繁的思绪，又使他下意识地一根接一根抽起来。
如果按照郑警官的推断，是毛贼入室盗窃被主人发现，急于逃跑遂而动刀伤人，那楼下带着照相机和长方形木箱的同伙又如何解释？这年月，照相机可是贵重物品，寻常中产家庭想照个相还要去照相馆，两个毛贼怎么可能背着相机作案？
还有，嫌犯有两人，如果是入室盗窃，也用不着专门在楼下布置一个望风的吧？偶遇主人突然回来，两个人可以一同轻易制服主人，然后从容逃走，轻易不会致人死地。谁都明白，偷窃是轻罪，杀人可就罪无可恕了。如果换个角度，是另一帮人做的，比如台湾特务，那就解释得通了，望风的应该是特意布置的警戒哨，照相机则是监视用的特工器材！
综合郑明德的说明、凶手的杀人手法以及哑巴的描述，他逐步推断还原了事发经过，应该有两名嫌犯，一个负责楼下警戒，一个潜入陈伯的家搜查，但不知怎的，楼下负责警戒的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陈伯因大雨突然早回，将那个潜入的家伙堵在家里，那个家伙情急之下急于脱身便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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