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的诡异，那超出常理、令人血液冻结的部分，始于头七之夜。
那天晚上，伊里奇因为处理安德烈未完成的工作而留到很晚。整栋工业部大楼突然被一种声音占据——那不是录音，而是成千上万虚幻喉咙发出的劳动号子合唱。“嘿呦！加油干！为了五年计划！”声音从墙壁里渗透出来，从通风管道里轰鸣而出，从地板下嗡嗡传来，无处不在，雄壮而空洞，充满了非人的狂热。
紧接着，锈迹斑斑的通风口开始剧烈咳嗽，然后，如同呕吐一般，喷涌出大量的纸张。不是普通的纸，是1982年度的生产指标统计表，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表格像暴风雪一样席卷了走廊。伊里奇惊恐地看着这些纸张打着旋，堆满角落，上面的数字仿佛在黑暗中自己发出微光。
第二天，伊里奇被指派去清理安德烈的遗物。他打开抽屉，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尖叫。那些奖章——劳动红旗勋章、金星奖章、各式各样的突击手奖章——都在自行增殖。它们像奇异的金属真菌一样在抽屉里繁殖，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叮当声。一枚劳动红旗勋章的边缘竟然生出了细小的、不断转动的齿轮零件。而那座沉重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杯，正在用它尖锐的底部棱角，持续地、贪婪地啃食着铁皮柜的内壁，发出令人牙酸的刮擦声，已经咬穿了一个不小的洞。
当他颤抖着拿起那第十七本，也是最新的一本荣誉证书，决心结束这一切，将它塞进吱嘎作响的部门碎纸机时，整个楼道——刚才还空无一人、寂静无声——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整齐划一的掌声。啪！啪！啪！啪！充满赞赏，充满狂热，持续了整整一分钟，然后像出现时一样骤然消失，留下死一般的寂静和伊里奇狂跳不止的心。
看门人老布别卡，一个在大楼里待了快半个世纪、脸上皱纹比地图上的河流还多的老头，在楼梯间用他缺牙的嘴吧嗒着呛人的马合烟。烟斗里飘出的灰白色烟圈，竟然在空中奇异地组成了不断上升的五年计划生产指标图表。 “斯捷潘诺维奇同志还在加班呢，伊里奇同志，”布别卡的声音嘶哑，像生锈的铰链，“他是个好同志，真正的模范。昨夜……大概三点钟，他还帮我修正了值班日志里的几个拼写错误——用他那冻僵的、半透明的手指，从门缝底下把修改好的纸片塞进来。字迹有点抖，但完全正确。”
伊里奇的理智告诉他该去看医生了，或者至少去喝个烂醉。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是好奇？是恐惧？还是对死去朋友那难以言说的愧疚——驱使着他开始在下班后偷偷留在办公楼里，窥探那间被诅咒的财务室。
第三夜，他看到了“它”。
蜡痕已经从墙壁上流淌下来，在地板上凝聚、塑形，形成了一个模糊但完整的人形轮廓。那些从奖状上剥落的碎片，如同被无形的巧手操纵，漂浮起来，拼凑出一件依稀可辨的中山装轮廓。那个苍白、半透明的影子坐在安德烈的椅子上，正用由冰凌构成的、不断滴着水的手指，敲打着老式的木质算盘。
嗒…嗒…嗒…嗒… 算珠碰撞发出的冰冷、精准的声响，与伊里奇记忆深处医院急救室里心电监护仪发出的、象征生命终结的忙音——那漫长、平坦、宣告死亡的音符——完美地、恐怖地同步着。
就在这时，工厂午夜的汽笛撕裂了城市的寂静，发出巨大的、哀嚎般的鸣响。那个影子突然停下了动作，它的头部——一团旋转的、由更多奖状碎片和蜡痕组成的模糊物质——转向门口，正对着躲在阴影里瑟瑟发抖的伊里奇。在那本该是脸部的中央，两条用鲜红的红旗绶带粗糙缝制而成的嘴唇，缓缓张开，一个声音从中流出，不是通过空气振动，而是直接钻进伊里奇的脑海深处，冰冷而急切，不容拒绝：
“伊里奇同志，请把第十八个季度的先进个人申报表放在门缝下面。 deadline是明早八点。不能耽误计划。”
伊里奇连滚爬爬地逃走了，冰冷的恐惧攥紧了他的心脏。
黎明时分，天色灰蒙，一种绝望的勇气驱使着伊里奇回到了财务室。鬼影已经消失，只留下满屋狼藉和刺骨的寒冷。他发疯似的翻找着安德烈那十七本荣誉证书，仿佛答案就藏在其中。在第十七本证书坚硬的封皮夹层里，他的手指触摸到了一样不属于这里的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抽出来。那是一张纸，边缘已经磨损，上面是用稚嫩的蜡笔画的一幅画：一个歪歪扭扭的小女孩站在一栋房子前，旁边是一个高大的、没有五官的男性火柴人，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公文包。天空中有个黄色的、带着笑脸的太阳。背面是幼儿园老师工整的字迹：“爸爸回家日：____”。日期栏那里，始终是一片刺眼的空白。
接着，像一场无声的雪崩，无数用彩色糖纸折成的千纸鹤从账本的页缝里、从抽屉的角落中簌簌落下，几乎要将他淹没。每一只翅膀上，都用几乎微不可见的铅笔迹，写满了重复的三个字：“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成千上万遍，那是死者无法说出口的、无尽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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