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声音会渗入墙壁，浸透砖石，如同污渍，难以清除……
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波波夫而言，在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伊万诺夫死后，下诺夫哥罗德州工业部大楼三楼财务室的声音就是如此。那是一种细微却极具穿透力的声响，像一只金属甲虫在永无止境地啃噬着朽木的灵魂。每晚十一点整，准时响起，分秒不差，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幽灵严格遵守着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那是钢笔尖刮擦纸页的声音。
不是任何一种廉价的钢笔，不是那种会漏墨、笔尖分叉的劣质货。这是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生前惯用的那支美国派克金笔，是他在1975年因为“连续三十个季度无差错”而获得的特殊奖励——一件来自腐朽西方世界的精致工具，却被用来为最光荣的苏维埃计划经济学服务，这带着一种奇特的、近乎亵渎的讽刺。而现在，在这间空无一人的财务室里，它正自己在昏黄的灯光下（灯不知被谁打开了，或者，它自己亮了起来）书写着永无止境的季度报表。
伊里奇第一次真正鼓起勇气推开门时，那景象让他胃里一阵翻腾。墨水——一种浓稠得异乎寻常、颜色近乎漆黑的墨水——正沿着镀金笔尖不受控制地流淌出来，在苍白的纸张上蜿蜒成诡异的、如同蛇形或某种未知语言的符号。它们疯狂地填满表格的每一个方格，那急切而精准的动作，不像是在书写，更像是在执行一种古老的、填充棺材缝隙的仪式。每一格被填满，都像有一小片灵魂被彻底封存。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味，混合着劣质墨水的化学气味、陈旧纸张的灰尘味，还有一种更深层的、甜腻中带着腐败的气息，像是放久了的蜂蜜混合了……也许是蜡？他的目光投向四周的墙壁，感觉头皮一阵发麻。满室的奖状，那些曾经代表无上荣光的“劳动突击手”证书，正沿着画框边缘渗出暗红色的蜡痕。它们如同凝固的血泪，缓慢地、执拗地向下蜿蜒。
文件柜发出轻微的、持续的咔嗒声。他望过去，心脏猛地一缩。那十七本猩红色封皮的“劳动突击手”证书正在柜子里微微颤动，仿佛里面囚禁着不安的活物。烫金的CCCP字母和镰刀锤子徽标正在软化、融化成一种黏稠的、如同熔融黄金般的液体，顺着封面滴落，在柜子底板上积起一小滩一小滩闪耀着不祥光芒的池塘。
“安德留沙，”他对着凝滞的、充满怪味的空气喃喃低语，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停下吧……部长会议又不看这些。他们从来不看。”
窗外，科雷马河的冰层在极度严寒中发出雷鸣般的脆响，仿佛巨人的骨头在断裂。十二月的下诺夫哥罗德彻底变成了一座冰封地狱，被无情地塞进一个巨型的、看不见的工业冷冻机里。寒风呼啸着穿过街道，如同失去孩子的妇人哀嚎。伊里奇裹紧那件磨破了领口、几乎失去保暖功能的旧呢大衣，一阵刺骨的寒意并非仅仅来自外界。他的思绪不受控制地闪回到三天前的那个清晨。
场景清晰得残忍。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俯倒在巨大的橡木办公桌上，脸颊紧贴着冰冷的桌面，一侧脸压着一把巨大的计算尺，另一侧压着一卷展开的工厂蓝图。他的眼睛圆睁着，凝固的目光投向天花板上一块模糊的水渍，仿佛在那里面看到了最终生产指标的奥秘。他的左手紧紧攥着，不是捂着疼痛的胸口，而是捏着一颗用红色塑料制成的、没来得及贴上月生产计划表的五角星，指节因为死前的用力而泛白僵硬。
赶来的是个年轻的工厂医生，脸上带着睡眠不足的烦躁和见惯不惊的冷漠。他粗略检查了一下，叹了口气，用一张官方表格草草写了死亡证明，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灵巧地把那张纸折成了一架纸飞机。“心肌梗死。大面积，”他毫无波澜地说，然后轻轻一吹，将那架白色的纸飞机掷向了角落正在熊熊燃烧的铸铁火炉——那是办公室里唯一温暖的东西。纸飞机在空中滑过一道优雅的弧线，瞬间被火焰吞没。“瞧见没？”医生对着腾起的火焰努了努嘴，“他的心室壁厚度，还没他那些宝贝奖状纸厚呢。”他说这话时，语气里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笑意。
葬礼堪称一场荒诞剧。没有哀乐，工会主席坚持播放的是去年车间劳动竞赛表彰大会的现场录音磁带。高亢激昂的播音员嗓音和背景里循环播放的《劳动光荣进行曲》充斥着阴冷的殡仪馆小礼堂。当磁带播放到工会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念到“伊万诺夫同志，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四百！”时，那具廉价松木棺材的盖子突然发出了巨大的、有节奏的砰砰声，仿佛里面的人正在用力捶打棺木，想要出来。
人群一阵骚动，窃窃私语。脸色苍白的工会主席强装镇定，扶了扶眼镜，对着不安的人群宣布：“同志们！不要惊慌！这是安德烈同志……这是他在坟墓里，在用他最后的力量，向党和人民致以少先队员的敬礼！”一些人竟然真的相信了，或者选择相信，他们眼中闪动着被感动的泪花，而不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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