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荒原的地图上，本该用墨绿标出森林，用赭红标出村庄，用靛蓝标出河流。然而一九二九年九月三日傍晚，所有颜色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拧成同一种灰黑，仿佛有人将整幅地图浸进煤焦油，再挂到生锈的北纬五十六度线上晾干。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斯库拉托夫——前任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现任“荒原安置与善后总局”荣誉顾问——就在这样的天色里走下基辅火车站的月台。他的左手第三根手指最后一次敲击怀表，表盖内侧刻着“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字迹已被体温磨得发亮；右手攥着一纸授予书，墨迹未干，像刚拔出的牙，淌着黑血。
授予书上写着：“兹将切尔尼戈夫沼泽以东、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以南、普里皮亚季河以西、布良斯克以北之荒地——约三万七千零四十三俄亩，连同其上所有黑麦、泥炭、幽魂、流萤、尚未登记姓名的风——赐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斯库拉托夫同志及其子孙，直至世界之终结，或直至下一次人口普查，视二者孰早。”签署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民委员雅戈达。
陪同他的只有独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十七岁，喉结像一粒未爆的枪弹，在皮肤下滚动。月台上只有一个穿毡靴的老太婆，怀里抱着一只没长眼睛的羊羔。老太婆说：“土地记得你们。”彼得反问：“土地怎么会记得？”老太婆把羊羔递给他。羊羔的舌头滚烫，舌尖却刻着一行小字：“话多生嫌，福过招灾。”彼得想再追问，老太婆已连同站台一起，被夜色折叠进铁轨下方。
列车拖着长长的汽笛，像把钝锯，锯开荒原的咽喉。阿列克谢父子换乘窄轨小火车，再换马车，最后徒步。天完全黑透时，他们抵达前任流放神父留下的木屋。屋顶的十字架早被锯掉，留下一个疤，像被剜掉的眼球。门楣上钉着一块歪斜的木牌，用教堂斯拉夫字母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三十俄磅。”
第一夜，黑麦沙沙作响，仿佛无数细小的牙齿在磨镰刀。声音从地底传来，又像是从天空倾泻而下，编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整个荒原牢牢罩住。远处，沼泽地泛着幽蓝的磷光，像一块被蛀蚀的绸缎，在夜风中轻轻起伏。
阿列克谢梦见自己坐在一张长桌尽头，桌面不知是用什么木材制成，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暗红色，像凝固的血。桌上摆着七道用黑麦做的菜：黑麦面包边缘参差不齐，像被牙齿啃过；黑麦粥表面结着一层诡异的膜，薄膜下似乎有东西在蠕动；黑麦伏特加在玻璃杯中自行旋转，形成一个微型旋涡；黑麦饺子排列成完美的几何图形，每个饺子的褶皱都一模一样；黑麦眼泪沙拉上的水珠永远不会滴落；黑麦饼干上印着无法辨认的文字，字迹在梦中清晰，醒来即忘；黑麦沉默汤在碗中保持着绝对静止，没有一丝波纹。
每道菜都冒出一句话："吃吧，这是你的下等福。"声音各不相同，有的高亢如孩童尖叫，有的低沉如墓穴回音，有的带着金属摩擦的刺耳感，有的如耳语般轻柔，却都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他醒来时，发现彼得正用那把掉刃的镰刀，在墙上刻同样的字："此地无银三百三十俄磅。"字迹新鲜，像刚结痂的伤。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在墙上那些字母上，它们似乎在缓慢蠕动，像一群微小的黑色昆虫。
窗外，黑麦在夜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低语，在嘲笑，在警告。
第二天，他们去丈量土地。沼泽在脚下咕嘟咕嘟冒泡，每个气泡破裂时都发出轻微的叹息声。气泡里映出阿列克谢年轻时的脸——那张脸在审讯室里照过镜子，镜子里的人用铅笔写下"为了孩子们的幸福"，然后把铅笔插进囚犯的指甲缝。那支铅笔至今仍保存在家族圣像匣的夹层里，笔芯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丈量员是布良斯克来的瘸子，左腿比右腿短七厘米，走路像在地图上画括号。他的左腿僵直，走路时先向外划出一道弧线，再重重落下，在泥地上留下半月形的印记。右腿则短促地跟上，像在完成一个未写完的句子。
"这块地种什么都长不高，除了黑麦，可黑麦长得越高，穗子越空。"他的声音像是从地底传来，夹杂着泥土和腐殖质的气息。说话时，他的嘴角会不自觉地抽搐，像是极力掩饰某种痛苦。
彼得问："那流萤和幽魂呢？"声音里带着一种不正常的急切。
丈量员咧嘴，露出三颗金牙："流萤是饿死的人变的，幽魂是撑死的人变的。金牙是第三种人的标志——那些既没有饿死也没有撑死，却永远活在饥饿与饱胀之间的人。"他的金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折射出彩虹般的光谱，照在阿列克谢脸上，形成一种不自然的暖色。
你们属于哪一类，得看收成。"他补充道，然后继续向前走去，测量绳在他手中像一条活蛇，不时扭动，仿佛要挣脱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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