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两千年后截然不同，此时的农村人无比羡慕城里人，都向往进城里生活、进工厂工作，有个定量户口成为公家人。
秀儿见小姑妈根本不在意干着的工作，认为她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插嘴道：
“小姑妈，一个月拿二十八块八毛钱不少了，你上班的地方还有棚子挡太阳呢！
我们上工都是顶着大太阳，算下来一个月才十来块钱。”
张慧芬道：“农村人当然更加苦，比我苦多了！
如果我们单位领导有本事把不好好干活儿的人弄去农村种田，我相信只要三天时间，单位上就不会有一个人敢混日子！”
这话不假，绝对立竿见影，可是谁有这个牛逼？
张芳芬道：“有这个权力也要有‘包公’那样的清官，要不然肯定反了天。”
张慧芬道：“姐姐说得太对了，要说坏，普通工人能坏到哪儿去？风气是被谁带坏的？”
张禹根见妹妹越说越离谱，制止道：“不许胡扯！以后万万不能说这种话！领导真盯上你了，以你这个吊儿郎当的工作态度，人家会整不了你？”
张慧芬道：“我也就是在你们面前发个牢骚，在外面都说领导好，说领导关心基层职工呢！”
张芳芬笑道：“呵呵，就应该这么说，哄死人不犯法！蚊子为什么遭扇子打？就是因为嘴伤人！”
张禹根道：“这话在理，惠芬，你平时就是话多，千万要学乖点，别不分场合不管遇上什么人就乱讲话。”
“我哪有啊！我就一个人在棚子里上班，想说话也没人听啊！我去帮秀儿支蚊帐去了。”
在哥哥、姐姐面前，已经接近四十岁的张慧芬总是个被数落的，她找个借口逃了。
四点半钟，张芳芬下了一大碗面条，用的是酸菜鱼汤，面条碗里放了有半斤中午吃剩下的“猪拱嘴”。
这面条真香，油水足，张禹根吃得美，赞不绝口。
回去时，张芳芬拿钱要张禹根搭顺路的公共汽车，这样就可以少走一多半的路。
可是张禹根坚决不肯，说吃得太饱正好走路消食。
他还叮嘱张芳芬，家里要做大事，钱一定很紧，用不着按月给秀儿工钱，有得吃、有地方住就行了。
黄瀚早就给黄道舟和张芳芬灌输按时给劳动报酬的观念，明明家里缺钱，也没有短了方桂兰、张慧芬的工钱。
张芳芬道：“哥哥，你回去告诉嫂子，秀儿在这里，我有啥子吃，她就吃啥子，不管我家能不能赚到钱，每个月按时给秀儿三十块。”
张芳芬因为看不上文盲，要找个知书达礼的。
当时的农村还真是少有读书人，有文化的基本上都是小干部，他们又看不上张芳芬这个成分不好的。
张芳芬高不成低不就，故而出嫁得晚。
张禹根结婚得早，小姑子和嫂子一起生活过十几年。
嫂子葛兰英是个没心没肺的，成天唠叨个不停，真拖欠了秀儿的工钱，张禹根能被葛兰英烦死。
听到妹妹这样说，张禹根当然明白了，他道：
“你家日子好过了，我家日子也有了盼头，昨天在大队里听说上面准备把田都分到各家各户，如果真不用上工自己种田，以后我都能在农闲时来帮忙！”
“分田？呵呵，刚刚解放那会儿不是分过？”
“也是！唉！分田到户是好事，就怕分不了几天政策变了！”
“黄瀚说过，国家会越来越好，政策不会往坏的方向变，只会变得更加好！”
“乖乖隆地咚，他一个小学生能说这样的话？”
“你还别小看黄瀚，他开窍后可聪明了，现在还经常看报纸，为了家里开店的事，还特意找我们县最大的官打听政策。”
“不得命，黄瀚认识我们县一把手？”
“他还就真的认识，还跟人家说过话！”
“这、这，我有点不相信呢！”
“你别不信，县里一把手的闺女跟黄瀚是同学，俩人处的不错，还一起跟着邱老师学钢琴！”
“学什么？”
“钢琴！”
“钢琴？那是个什么琴？是钢铁打制的琴吗？”
“呵呵，我也没见过，黄瀚说过，跟那一种用脚踏的大风琴是差不多的东西，就是高级了些！”
“哦！是那样的东西啊！芳芬，黄馨、黄瀚成绩都好，都应该考得上大学，唉！我家六个子女呢，就老五读了一年高中，没发达啊！”
“那不一定，我都能开饭店了，放到一两年前你敢想？六个孩子都不是蠢的，没准就会‘大翻身’！”
说到这里张芳芬的眼眶红红的，张禹根也是悲从中来。
他俩都想起了“大翻身”，想起了卧病在床两三年的妈妈临死前浑身难受，总是反反复复说来个人，拉我一把，我要“大翻身”。
后来张家真的“大翻身”了，四个儿子远近闻名。
除了搞建筑队收入也是不菲的老二，其余弟兄三个合办的工厂在九十年代初期产值曾经高达几千万，利税排名全县前十位，混得比黄瀚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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