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茹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对张校长的描述——“她的面相看着特别苦，又很慈悲，有点像菩萨。”
如今亲眼见到，才觉得这话说得极感性又极准确。
这是一张布满了风霜的脸，云贵高原的阳光让它黝黑，无数次的蹙眉赋予它褶皱，一双眼睛里又总寄托着怜悯与希冀，总像是流露着悲悯。
还没等张校长走近，杨守安就迎了上去，他把身子放得很低，一如当年在云阳村里搀扶着腿脚不好的老书记过河那样。
“不好意思啊，今天下午的课排满了，让你们等了这么长时间，都别站着了，快坐。”
张校长的声音有些沙哑，连走路的样子也能看出身体并不好，但她还是尽力露出笑容，像家长一样招呼着杨守安他们坐下。
由于华坪县里已经提前把安茹服饰的情况做了告知，所以会谈进行得格外顺利，张校长知无不言，把女高这些年发展的经验倾囊相授，听得安茹员工们连连点头。
杨守安和周清茹在度过了一开始的紧张后也打开了话匣，把“山花烂漫”现在遇到的困境直接和盘托出，尤其还说到网络上的那些“恶语中伤”，言辞间的委屈竟是让张校长都跟着感同身受。
张校长并没有直接回答杨守安的问题，而是讲起了自己创办华坪女高前的故事。
那时候她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现象，班里的女生经常读到一半就不读了，她觉得奇怪，于是就一个一个去山里找。
在此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见识到了大山中的贫穷和愚昧是多么可怕。
有学生家里家徒四壁，父亲酗酒，母亲生病；有学生还未成年就被家里订下婚事，准备出嫁；有学生临近高考突然辍学，被扣在家里干活，弟弟却被送到城里上学。
更有极端的案例，女孩的妈妈在山里干活，被陌生男子拽了衣服，结果夫妇俩因羞耻感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张校长又生气又心痛，不顾自己刚大病初愈的身体，拼着命一边教书一边往回找孩子。
而也是同一时期，扶贫先扶智的想法在她的心中愈演愈烈。
“女孩子受教育的话，也许可以改变三代人”，这便是张校长创办女高的初衷。
为了筹钱办学校，张校长跑去昆明“化缘”，她请工会的人将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获奖记录、报纸报道都复印了，带着资料上街募捐，或者说是“当街乞讨”。
路人不明所以，说她“好手好脚不干活，戴着眼镜出来骗人”。
在那四年间，她一边迎着诸多的不解和难堪筹措资金，一边学着接受身体逐渐患病衰弱的事实。
华坪女高从建立之初就是一所全日制的寄宿学校，学生每周只有三小时的假期，每顿饭要在10分钟内吃完，剩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青春期的姑娘们在校的三年里需要剪齐耳短发，穿统一的红色校服，玩手机聊闲天多数情况下都不被允许，偷偷藏零食是有可能被退学的大事。
规则都是张校长制定的，学生们对这个严厉的校长又爱又怕，成绩下降要被骂，不注意听讲要被骂，打扫卫生不认真也要被骂，胆子小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跟她对视，远远看见她心里就开始打鼓。
如此严格的管教自然带来了“流言蜚语”，有人管女高叫“女子监狱”，有人觉得这种用时间换成绩的做法过于偏激。
社会上批评的声音多了，就有领导找到张校长，说能不能换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管理学生。
张校长从来不做解释，只说早早结婚生子是多数大山女孩们既定的命运轨迹，而在女高里吃的这些“苦”，是唯一能够挑战并打破这种轨迹的钥匙。
十年如一日，拿着喇叭的她是严厉的校长，放下喇叭就变成了温情的妈妈。
张校长每年都会带着新到学校的老师去家访，一千多名学生的家庭，他们一家一家走。
她早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察方法，顺手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啥，摸摸床上的被褥，再问问这家人收成如何，心里就有了数，只要是见没有她自己过得好的，她都要管一管，有时候直接把身上的钱和衣服就留下了。
“你们只管问心无愧，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情，大山和大山里的孩子一定会记住你们的善良。”
这是张校长给杨守安和周清茹的建议，也是她辉煌一生的缩影，当清晨的阳光洒落在半山腰的华坪女高，那个握着喇叭的身影虽逐渐伛偻，但唱着《红梅赞》的女孩们却永远年轻。
山的外面并非只有高山，还会有蔚蓝的海，壮丽的高楼大厦和光明的未来。
返程的小巴车十分安静，但所有人的心中都有着一股情绪在轰鸣。
路很颠簸，但杨守安和周清茹紧紧握在一起的手却始终未曾分开，女高学生们的今天又何尝不是他们走过的来时路。
不惧碾作尘，无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他日蓦然回首，必是山花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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