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公开准许侵略军在北京城内抢劫三天，圆明园再次被毁。
据意大利侵略军的一个军官在日记中供认：
“在我们进攻京城的三四天内，华夏皇宫里大部分可以搬得动的珍奇陈设、贵重物件和名闻全世界的艺术品，都被抢光了。”
毛熊侵略军将领季列威兹，在当时打给沙皇的电报里说：
“各种各样世界罕见的新奇丝织的衣饰，堆得像山一样高；珍贵的皮货和无价的毡子以及皇宫中一切华丽的摆设，都被英国人抢去，堆满了几十间大房子。”
季列威兹抢去了京城皇宫里和民间收藏的无数翡翠、珍珠和玛瑙，之后指挥俄军把搬不动和运不走的东西毁掉、砸掉。
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典籍，也在这次劫难中惨遭破坏……经过这一洗劫，圆明园遭到彻底毁灭。
雪上加霜的是，西郊失去统属的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趁机进入圆明园，洗劫残存的建筑与陈设，园内大量古树也遭到砍伐，有些被作为木炭卖掉，有些被运到当时的木材集市——清河镇堆积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木劫”。
后来随着清朝的覆灭，圆明园失去了皇家御园“护身符”的身份。
民国时期，在《清室优待条件》中第七项中明确提出“原有之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但实际上皇帝已基本脱离了对圆明园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军阀、官僚趁机对园里残存的石料横征暴敛，据为己有：
比如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就派人拆毁舍卫城、安佑宫的大墙和西洋楼石料来修建自己的私家花园达园和东四十一条的私宅等，这就是所谓的“石劫”。
进入20世纪，随着皇家御园身份的改变，圆明园几乎陷入无人管理的地步，农户开始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并把园内的土和砖作为建筑和生产材料随意拉走，这就是所谓的“土劫”。
至此，曾经的“一代名园”沦为一片废墟。
到了后世，原本圆明园中最不起眼的十二生肖铜首，就成了圆明园的艺术巅峰之作。
而十二铜首就在西洋楼之中，这是乾隆皇帝专为自己颐养天年而建造的园林，由欧洲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监修，清廷匠师建造。
据《圆明园变迁史探微》载：
清乾隆三年，弘历初次驻跸圆明园，命在宫廷画院任职的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世宁等绘制《圆明园全图》。
从乾隆七年开始，便“大动土木，几无宁岁”。
乾隆十二年的一天，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里观看法国传教士进献的贡品，其中有路易十四赠送的《法国最漂亮的建筑景观》画册。
乾隆帝“见一喷水机之画图，即征教士郎世宁为之解说，且询朝廷中，是否有三数欧人，能作一与此相类似之机……于是大众全注目于神父蒋友仁。彼遂致力于此工作，旋即谒见清帝。”
蒋友仁于乾隆九年来到大清朝，“当其在欧洲，研究物理时，彼曾解释、模仿并模拟各种引水机械，当时从事于此，盖为学术之精研，或冀生活之改进。”
很快，郎世宁就把蒋友仁引荐给了乾隆皇帝。
“清帝大为喜悦，蔼然与彼交谈，极示恩宠之意。”
不久，“水法”模型做成，“彼（蒋友仁）所呈献之第一件，极合清帝之心意，清帝命人将其送至私室，以便暇时熟观谛审。
因此决意建筑一欧式之宫殿，亲自于花园中，择定地址，且命教士郎世宁而神父蒋友仁协力合作，绘一结构大略之总图。”
也就是说，乾隆把欧洲建筑风格与华夏情趣结合起来，由郎世宁、蒋友仁设计指导，宫廷匠师建造。
为了早日建成西洋楼，乾隆帝还传下旨意：
“凡彼（蒋友仁）调遣工人所为之事，均须遵照实行。”
“一切旧制旧规，悉予解除，听予蒋氏自由”。
乾隆不但在物质上给予大力支持，在技术上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施工期间，他多次到现场察看工程进展情况，提出意见。
因“工作之种种，皆属新试，故进行颇为迟缓，直至乾隆十六年秋末，引水机器，及喷水机之第一架，方始完成。”
“蒋友仁设计监造之第一座水法，在长春园北端第一座欧式建筑谐奇趣前建成。
乾隆见而大悦。长春园中之其他欧式建筑及水法之兴建约始于此时。”
“谐奇趣”水法建成后，乾隆又亲自在长春园中择地，令郎世宁和蒋友仁再添建几处水法，“海晏堂”为其中之一。
“海晏堂”是西洋楼内体积最大的一栋建筑，由正楼和工字蓄水楼组成。
正楼朝西，上下各十一间，楼门左右有叠落式喷水槽，阶下为一大型扇形喷水池。
池正中是一个高约两米的蛤蜊石雕，南北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着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铜像，南边分别为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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