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水氤氲的热气正一丝丝消散，就像我心中最后的希望。
一次，两次，三次，我双手捧着那杯滚烫的茶，恭敬地弯腰施礼，声音微颤却依然努力保持礼貌：“婆婆，请喝茶。”
婆婆手中捏着一沓厚厚的钞票，鲜红的纸币在她指尖若隐若现。她只是瞥了我一眼，随即把头一扭，视线越过我的肩膀，投向远处喧闹的婚宴现场。那沓钱在她手中轻轻晃动，像一面胜利的旗帜。
这是我第三次尝试。按照我们清河村的习俗，新娘过门当天要给婆婆敬茶，婆婆接过茶喝一口，然后给新娘红包，这才算真正成为一家人。可我的婆婆，周家明媒正娶的女主人，对我这个刚过门的媳妇视而不见。
宾客们的窃窃私语已经像蚊子一样在耳边嗡嗡作响。我感觉到捧着的茶杯越来越烫，指尖已经泛白，但比指尖更疼的是我的心。家明站在一旁，手足无措，欲言又止。
第三次敬茶，我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婆婆，请喝茶。”
这一次，她不但没接茶，反而猛地起身，将那沓钞票重重摔在桌上，扬长而去。鲜红的钞票像血一样洒落在暗红色的桌布上。
整个婚宴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我僵在原地，手中的茶杯终于拿不稳，“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热茶和碎片四处飞溅。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些碎片，再也拼凑不回完整的田颖。
我叫田颖，今年二十九岁，是华兴集团一名普通的管理人员。嫁给周家明前，我以为自己足够了解婚姻的复杂，毕竟我处理过公司里各种棘手的人际关系。但我错了，家庭关系比任何工作报告都难以应付。
婚宴不欢而散后的第三天，我正式搬进了周家位于老城区的二层小楼。婆婆自那天起就没正眼看过我，更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妈只是需要时间适应。”家明在床边安慰我，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温暖。
“是不是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我低声问，心里泛起清河村那片贫瘠的土地和父母粗糙的双手。
家明没有回答，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他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让我心寒。
第二天清晨，我五点就起床，准备了一家人的早餐。在清河村，勤快是媳妇最好的名片。我熬了小米粥，蒸了馒头，还炒了几个小菜。
婆婆下楼时，我已经摆好了碗筷。她瞥了一眼餐桌，冷笑一声：“农村人就会做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她径直走进厨房，重新给自己煮了咖啡，烤了面包。家明和公公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坐到了我准备的早餐前。那顿饭，除了婆婆刀叉碰撞的声音，再无其他声响。
在公司，我也难以集中精力。午休时，同事林晓娟凑过来：“小颖，你怎么黑眼圈这么重？新婚不应该容光焕发吗？”
我勉强笑了笑：“可能是还没适应新生活。”
“婆媳问题？”她一语中的，同情地拍拍我的肩膀，“正常，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讨好婆婆得有技巧，比如知道她喜欢什么，投其所好。”
这句话点醒了我。下班后，我特意去了趟商场，用我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婆婆买了一条真丝围巾。那是一条爱马仕的丝巾，花了我整整两个月工资，但我想只要能改善关系，一切都值得。
回家后，我小心翼翼地将礼物送给婆婆。她打开盒子，瞥了一眼，随手放在沙发上。
“这种东西，家明爸爸以前出差经常给我带。”她轻描淡写地说，起身离开了客厅。
我站在原地，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地疼。那条丝巾像嘲笑我的不自量力，静静地躺在昂贵的真皮沙发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婆婆的冷漠变本加厉。她开始挑剔我的一切：我走路的声音太大，我炒菜的油烟太重，我甚至不会正确使用家里的智能马桶。
一个周末，家明的表妹来访。我听到婆婆在厨房对她抱怨：“农村来的姑娘，就是上不了台面。要不是家明固执，我怎么可能同意这门婚事？”
我躲在楼梯拐角，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原来婆婆看不起的，不仅仅是我这个人，还有我背后的整个清河村，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和乡亲。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母亲，强装欢笑告诉她我过得很好。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无声地流泪。家明的手轻轻搭在我颤抖的背上，但他什么也没说。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结婚以来，家明从未真正为我在婆婆面前辩护过。他就像婚宴那天一样，选择沉默。
十月初，婆婆生日快到了。家明暗示我这是缓和关系的好机会。我思前想后，决定亲手做一件礼物。在清河村，我们相信手作的温度是金钱买不来的。
我记起婆婆曾经提起过喜欢一种特殊的刺绣，那种技艺只有清河村几位老人还会。我特意请了一天假，坐长途汽车回到清河村，找到八十高龄的王奶奶，求她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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