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交锋过后的仅仅9天，也就是1950年的11月4号，志愿军第39军的战士们对位于博川东南方向的美国军队第24师展开了围攻。
但是由于中朝两方之间沟通不畅，信息传递速度慢，加上缺少统一的指挥调度，在这一时间正向顺川地区进军的朝鲜坦克师误以为我军是韩国军队，结果造成了误伤，被围攻的美国军队也趁机从包围圈中逃脱。
这次乌龙事件所带来的积极一面就是让志司认识到统一指挥权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这一认识有助于避免在后期造成更大的无谓伤亡。
志司建议成立一个中朝联合指挥部，以这个指挥部作为统一调动指挥的大本营，保持在对于战场指挥上的协调一致。
可是民族情结很重的朝方人员，不太能接受这个提议，他们对于朝鲜人民军的独立性是很看重的，毕竟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朝鲜半岛从经历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到被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大国”一分为二，已经太久没有过主动权了。
双方就这样在协调调度和统一指挥的问题上僵持住了。
关于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如果单纯是我们和朝鲜双方争论，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大国领导人作为调停者的话，整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那么对于中朝联军的指挥权问题，从目前解密的苏联档案与中国的档案记载，乔大叔在指挥权归属的问题上选择了中国。
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表现大家是看在眼里的，无论是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来说，我国都明显要强于当时的朝鲜人民军。
11月8日，电告中国驻朝鲜大使代办，建议金日成在10日前后利用战役间隙与志司众人会面，以便商讨在朝鲜作战和物资供应事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相关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等其他问题。
眼看着战争一天一天的继续，可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迟迟没有解决。志司只好再次向中央发电请示。
1950年11月12日，中央回复电报，首先提示要注意在前线工作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指出：“要待打了很多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之后，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
11月12日，中央再次向金日成和志司传达，对外发布的声明需更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支部队是“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下参与作战”。
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方面代表什特科夫专程来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挥部，这一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最重要的中朝联军统一指挥权问题。
会议中，我方提纲挈领地指出，朝鲜半岛地形非常狭窄，整体上来看是南北方向狭长，而东西方向距离比较短，如果说没有统一的调度和指挥，很容易就会发生误击的乌龙事件。
短短的一段发言，既对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做出了概括，又对上一次的乌龙事件表明了态度，对于我方意见，朝方人员虽然是无法反驳，但是出于民族感情，他们的态度依然很强硬。
我方又提出：中朝双方，以及苏联方面的代表一起，组成一个协调指挥小组，对朝鲜战场的作出统一指挥。
听完了这个建议之后，金日成虽然没有明确同意，但是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11月中旬，中共中央致电乔大叔，提出建议，由金日成、大将军和苏联驻朝鲜大使组成三人小组，统一指挥在朝鲜作战的三方力量。
乔大叔回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希望朝鲜执行大将军的方案。收到电报，金日成迅速回电：“您关于统一指挥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和及时的。另外，我们也认为该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员无疑是应当由中国人来担任，而其副职则由朝鲜人担任。”
就这样，在我国和苏联的努力下，以及朝鲜方面的配合，最终平稳顺利地解决了军队指挥权归属的问题，既照顾到朝鲜人民军的民族情绪，又兼顾到朝鲜战场上的现实情况。
12月上旬，中朝双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司令部，双方一致同意推举大将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此举旨在更加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实现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所有作战及相关事宜，并且有权指挥所有与作战相关的交通运输（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无线电话电报等）、粮秣筹措以及人力物力的动员等事宜。
关于朝鲜后方的动员支援、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恢复等工作，联合司令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联合司令部的所有命令将通过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统一下达。
1951年3月中旬和8月上旬，先后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以及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联合指挥机构等，隶属联合司令部管理。
这一系列机构的设立，有效解决了中朝两军在协同作战中的指挥统一问题，确保了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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