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保持警惕，不仅要关注书面记载，还要考虑到传说、神话等非文字资料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夏朝是否真的存在过。在海外，一些西方学者因为找不到夏代和商代的文字证据，直接否定了这两个朝代的存在，并断言“东周以前没有可靠的历史记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发生了转折。1899 年甲骨文的出土以及 1928 年安阳殷墟的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殷商王朝的真实性。有些学者根据这些发现推断出《史记·夏本纪》同样应该被视为可信的历史文献。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学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这个重要课题。
1959 年夏天，着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亲自率领团队前往豫西地区寻找“夏墟”。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二里头遗址被成功发现！从那一刻起，夏文化的探索正式拉开序幕。尽管目前对该遗址的挖掘面积还不足总面积的 2%，但已经展现出的璀璨光芒令人惊叹不已。人们不禁好奇，在那厚厚的泥沙之下，究竟隐藏着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地下世界？而这个谜底，恐怕只有等待未来更多的考古工作来揭晓了。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地揭开了华夏文明那神秘而壮丽的序幕。文明乃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之全新阶段，其鲜明特征在于物质资料生产之持续拓展、精神生活之日趋丰盛以及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之愈演愈烈。随着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之演进，逐渐衍生出各异之阶级，并最终催生出具有强制力之公共权力国度。
文明实则乃于国家治理之下所缔造出之物质、精神及制度层面诸般发明创造之总和。其中，物质文明乃生产力发展水准之彰显，涵括维系文明存续之物质资料之生产，以及科学技术之发展态势等，主要体现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技艺之进步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之演进，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人们认知并改造物质世界之能力。
精神文明作为文明社会中的观念与意识形态，涵盖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理解。它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制度文明则代表了文明社会的组织架构，包含了国家政体、社会权力结构、管理体系以及政治制度等关键要素。国家的诞生无疑是迈入文明社会的最核心标志。
文明的确需要清晰明确的定义。文明的起源基本可以视同于国家的起源。从国家的形态来看，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存在着差异。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主要表现出阶级压迫、社会分化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伴随着系统化的暴力行为，以及制度化的公共权力。只有具备了这些特点，才能称之为国家；反之，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就无法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关于何为“中国”文明更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长江流域被排除在这一范畴之外呢？随着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大洋洲等地商代墓葬的发现，我们对于这些地区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有些人可能会质疑：这些真的属于中国的文明吗？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滚雪球”理论、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以及张光直先生的“交互作用圈”理论都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这些理论，这些地区无疑都属于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过去，我们曾一度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单一的、线性的，然而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我们逐渐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早已日益紧密，并最终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我们这个文明起源不应该理解为像蜡烛一样，从一个地方向周围地区传播，而应理解为像花丛一样，在这个丛体里的都是中国文明。这更符合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
根据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仰韶文化晚期可以被看作是一条极其关键的分界线，时间大约在距离现今五千年至四千年间的前半段，也就是距今约 5000 年前后至 4500 年左右这段历史时期。像良渚、双槐树，还有近期重新发掘出来的南佐遗址等等这些地方，它们的主体部分均处于这个至关重要的时间段内，并有着令人惊叹不已的大规模公共工程的重大发现。毫无疑问，这表明了当时正处于一个文明要素迅速积累的重要阶段。随后，便迈入了龙山时代，人类社会开始大步流星地朝着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迈进，逐渐由“以人事神”转变为“神道设教”。
在这个特定阶段里，众多的考古遗迹清楚地展示出贫富差距的明显分层、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甚至还包括准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的陆续形成。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断言，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探究必须要从这个时期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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