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韬：用常识判断：参与转基因讨论的基础》
2014年6月，发表于基因农业网。
转基因作物作为现代生物技术继基因工程疫苗，单克隆抗体和其他各类生物工程药物后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十余年来却遇到了空前的诋毁和阻挠。原本在科研一线的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在科学上研究有序，结论清楚的转基因作物安全性，却被完全无视或者歪曲，将转基因的技术安全性与技术应用的道德风险，爱国主义评判，转基因作物进口的贸易保护手段等等搅在一起，表现出思维的混乱，同时又被扩展为阴谋论，国家粮食安全性，国防安全等吸引眼球的话题而受到公众的特别关注和议论。 最令大家吃惊的是妖魔化转基因的谣言尽管一再被驳斥，却经常能够毫发无损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某些媒体报道，网络文字和一些反转人士的言论里，这从某种角度上表明中国媒体的在报道科学问题上的不专业和不成熟，还不了解报道科学问题时坚持科学的一元性和体现所谓平衡报道的关系。 尽管国际主流科学家团体，与农业，健康相关的联合国组织机构，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都确认了转基因作物安全可控，经过批准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育种作物实质等同，确认转基因食品可安全食用，并没有什么滞后或积累效应，我国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却依然受到社会上反转力量的阻挠，转基因议论成为一个重要社会现象，这对中国的主流社会的判断能力和认识水平也是个现实的考验。 在迅速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公众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在时间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这也给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课题，公众开始了解公共事物决策进程和社会成本的概念，开始了解即使是低水平谣言对社会的也有巨大破坏作用，开始了解个体的理性与群体的非理性其实是统一的，公众也将开始发现知识的传播是稳步有序的，而情绪的传染则是无序迅速的，公众开始明白民意有时会很廉价，而知情权却会很昂贵，等等。这一切在转基因议论上表现的尤为典型。《科学理性：学术争论的底线》一文中提出各界学者专家参与这个社会现象，也是从一个较高的视角，借助这个少见的机会，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关注和思考，进行研究和交流，得出共识和解决方案，将有助于有助于先进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更有助于中国社会在信息时代的适应和成熟。 学者参与转基因讨论，自然会考验其学风和学养。不信谣不传谣属于学者的基本素质，学风应该严谨不浮躁，学者的基本智慧应该会分辨清问题的层次，要懂得整合必须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不管动用什么理性，不管出于什么整体观，不管出于何等道德高度，也应该清楚：无论转基因衍生出多么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话题，毋庸置疑的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本身就是个独立的科学问题！经过审批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这个科学结论是讨论所有转基因扩展出的问题的前提。这里有三个因素要注意，首先是排除反转谣言的干扰，第二是克服参与冲动带来的盲动浮躁，第三是避免用大而无当的概念造成的模糊。 转基因安全性首先是个科学问题。具备较系统分子生物学知识和生物化学知识的人，阅读了转基因相关论文和报告，会立即理解科学家对转基因是安全性的考虑和验证是专业的，全面的和完备的，远远超过公众关心的那些比较直观的问题，而不会说出业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需要几代人吃”来证明这类外行话。即使不掌握足够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农业生态学等方面专业知识，无法阅读专业期刊的论文或国际会议文集，以及国际相关组织对转基因安全性验证的规范，也可以从科学家组织，联合国专门机构，各国政府行为等来判断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 这个是现代知识阶层的基本智慧。即使没有这个自信，还可以从事实来判断转基因的安全：18年来，全球40-50亿人口吃了转基因食品，无一安全问题；各国都在稳步扩大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多的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更多公众在参与转基因讨论中通过科普知识获得提高；所谓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说法并没有获得一个过硬的法律诉讼案例支持，等等。 即使上述这些都做不到，那么从学术职业角度的基本常识出发，各个学科的研究课题都是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影响的，那就是专业的敏感和学术利益驱动。不同研究方向的参与，确保了转基因研究的透明性，公正性，安全性。一个学者也会分析出对转基因如此高的关注度和如此长的持续时间，社会上一再重复提出的那些作为反转理由的问题即使没有学术价值也会有巨大社会价值；转基因作物研发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社会高度关切保证了各个相关学科科学家参与的饱和性，因此从学术职业常识的角度也会判断出，针对转基因安全性研究的动力也会同步增长，而及时回答安全性相关问题甚至试图从转基因作物研发中找出不安全的隐患，这都跟相关专业的科学家的职业身份和学术利益是一致的。能够表明转基因不安全的成果（如果有的话！），其的学术价值是会远远高于表明转基因安全的那些结论，等等。无论是从公众利益，还是科学家的学术利益考虑，转基因安全性必然首先是专业科学家最有效的在关注和研究的，而这也正是现实发生的情形。科学家会像谣言里所说的那样长期无视而不去研究解决吗？ 反转人士在安全性方面提出的“质疑”十余年未变，这个事实恰恰反应出他们的“问题”不靠谱。反转理由事实上的十余年来毫无新意本身就表明了其“质疑”理由的贫乏和停滞，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问题成为争议或者研究对象，这也足够让人判断出反转的“质疑”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实际意义。 实际上转基因作为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工具和对象，发展迅猛，成就辉煌。全世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每天大量的转基因操作，跨国企业的和中国本土生物技术公司都已经把制造转基因小鼠商业化为常规服务项目了；30年来科学家用转基因技术实现对模式植物中数以千计的基因定位，实验动物的转基因操作为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不断提供新基因的功能信息，按照预定计划制造的转基因灵长类动物可以用作人类疾病的研究模型而极大加快人类疾病的治疗等等，转基因作物还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应用领域，而全球转基因作物自商业化种植18年以来，种植面积增加了一百倍；1996-2012年，农药活性成分的使用累计减少了4.97亿公斤，按环境影响系数（EIQ）计算，相当于少用了18.5%的具有相关环境影响的农药； 全球27个国家超过1800万农民于2013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2012年增加3%，即增加了500万公顷。此外，首个具有耐旱性状的转基因玉米杂交品种亦于2013年在美国开始商业化，等等。 作为一项工程技术，转基因符合工程学的基本原则，从工程的角度说，转基因的安全性首先是保证了设计的安全性，然后是过程的安全性，以及事后的检测-验证安全性。全部过程都是安全可控的。转基因的有效性、安全性、有限性，这一切都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就转基因发表言论的人文学者们对以上所涉及的分析资源全都无视，缺乏基本常识判断，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睿智的思考，而是把问题模糊化了，甚至加入了反科学和其他未加严格定义和说明的概念，比如：提出“人文高于科学”，要有“生态理性”，要“指导科学”，云云。很多边界，比如科学与伪科学，更加含糊。既无助于对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理性思辨，也无助于转基因科学知识的传播，造成公众对转基因问题的认识非但没有清晰反而更加模糊了，舆论对转基因作物推广的阻碍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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