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青春岁月里，爱情于我而言，犹如一团迷雾，让人捉摸不透。
祝兰芳，比我大一岁，却从未接受过教育，不识一字，毫无文化。
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如今想来，用这句话解释她的行为，倒也颇为贴切。或许她本心不坏，只是如一只失去方向的小船，渴望过上好日子，却又毫无主见。听了她亲舅妈的话后，大抵是害怕跟随我这个被传为“神经病”的人会倒霉吧。
毕竟是老表亲，我又略识些字，此事总归要处理得得体些。
为让祝兰芳毫无顾虑地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我主动请了她的老姨父，也就是我的老姑父尚成远上门提出退亲。
如此一来，既给祝兰芳留足了面子，又彰显了我的大度。虽说订婚至今我家花费的彩礼等费用并不多，但在这种事情上，面子上的讲究断不可少。
母亲当年也对我说：“都是家里表亲，亲上加亲，如今不做亲了，处理得体面些，大家都好看嘛，古人云‘做人留一线，日后好见面’。”
可当老姑父去找祝兰芳表达退婚之意时，她却说出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他甄皓要解除婚约可以，反正我会在看到他结婚后我再嫁人。”
老姑父回来将这话告知我时，还劝我：“要么就不解除了吧。祝兰芳是误听她舅妈的话，现在后悔了。”我听后，只是漠然一笑，自言自语道：“真是没文化！”老姑父也点头应道：“你说的准，确实是这个问题。”
然而，祝兰芳在当年底就与在砖瓦厂一同做零工的河汊公社人结婚生子了。
说来也十分巧合，三年后，我被分配到河岔公社工作。
祝兰芳因超生二胎面临罚款问题，而这个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的手中。那时我尚未结婚。
祝兰芳夫妇得知此情况后，沮丧地说：“撞到枪口上了，命中该倒霉，认了。”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来找我。
而我却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对他们免予罚款。这夫妇俩得知详情后，专门找到我的办公室，磕头如捣蒜般表达谢意。并在此后多年都感恩戴德，直到如今，若有机会见面或提及此事，都会不停地道谢。
要知道，当年若按照规定罚款，足以让他们倾家荡产，一辈子都难以翻身。
与祝兰芳退婚后，说媒之人如潮水般络绎不绝地涌进我家。父母自然是喜出望外，仿佛看到了我未来幸福生活的曙光。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大概有二十次提亲，却都未成功，且其中至少有十五六次都是女方先拒绝的。这让父母十分忧虑，按照传统说法，这孩子怎么如此“拗婚”呢？比我大两岁的二姐迎男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她对母亲说：“什么拗婚，您没看出来吗？小皓他根本不想谈对象，更不想早结婚，你和爸爸着什么急呀，他才 21 岁，难道还怕打光棍不成？”
二姐的话，犹如一把钥匙，精准地打开了我的心锁。当时的我确实无心谈论此事，自己的未来前途一片迷茫，当下的状况也不太稳定顺心。
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心思去谈对象呢？可父母却频繁地托亲友来说媒。为不让父母伤心，我只好硬着头皮应付。与女方交谈时，我就像一个梦游之人，心不在焉，常常答非所问，闹出不少笑话。
对方见我这般模样，都觉得我神经兮兮的。有几次，我甚至赤着脚，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衣服就去与来人见面。我说话时心不在焉，对方觉得我这个人愣头愣脑，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出息呢？于是，这些相亲都不欢而散。
而我当时的感受就像是：从少年到高中毕业时，那些曾在心中激起层层波澜、触动过情感神经的女孩，如天边美丽的彩霞，虽绚丽多彩，却遥不可及。曾经那些与我共言理想信念、在花荫下说过甜言蜜语、在桃源般的美好氛围中有过密语、在离别时流过眼泪的“挚友”，在我最困难、最沮丧的时候，就像刚出炉的面包，热度很快就消散了。
当我们再次见面时，我感觉对方已不再是我曾经敬重钟爱的玫瑰，而是一朵谢了花瓣、蔫了绿叶的花刺，只剩下扎人的尖刺。
父母曾急切地问我：“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你才会认真去和人家谈？”我无奈地回答：“都是人家不愿意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安慰母亲说：“我虽没什么大出息，也没有什么让人喜欢的地方，但我不需要父母为我创造什么家业，同时我相信，凭我自己的双手，建立家庭、过上正常人的欢快日子是没有问题的。
我今年才 21 岁，再过五年谈对象也不算太迟。五年之内，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怕什么呢？”母亲一直很宠爱我，听到我这番话，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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