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村里的瓦匠来了，背着个工具箱，箱子上的铜锁是腊梅形状的，钥匙链上挂着片银杏叶，叶脉被摩挲得发亮。“我来给东厢房换瓦，”瓦匠放下工具箱时，砚之看见他的手背上有块月牙形的疤，和老木匠虎口的疤几乎一样，“上次下雨漏的地方，得趁晴补上，不然淋湿了书稿。”
老人笑着递过杯野菊花茶：“辛苦你了，去年的屋顶就是你拾掇的，结实。”
“您的事就是我的事，”瓦匠的手指捏着茶杯的把手，那是用红绳缠着的断柄，“我爹说当年他盖这房时，您和张老先生（指砚之的祖父）帮着递瓦，说‘房子得大家盖，才住得踏实’。”
砚之看着两人说话，突然发现瓦匠的工具箱里露出半截木尺，刻度旁刻着“静远堂”三个字，是祖父的笔迹，想必是当年盖房时留下的。原来这院里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跨越时光的协作，像株盘根错节的老桂树，枝枝蔓蔓都连着村里人的生活。
下午，砚之继续续写书稿的附录，整理祖父的植物笔记时，在最后一页发现张褪色的便签，是用铅笔写的：“腊梅结果后，需常转盆，让四面都见光，果子才长得匀。”便签的边缘粘着些泥土，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带着时光的腥气。
“他总爱跟植物较劲，”老人往转盆后的陶盆下垫着碎石，防止积水，“说‘植物不会说谎，你对它好，它就长得周正，比人实在’。”
砚之把便签夹回笔记里，突然想起编辑说的“落地生根”。她走到花架前，看着青果在阳光下慢慢转着圈，像个听话的孩子，接受着阳光的洗礼。那些藏在笔记里的叮嘱，那些落在土里的信物，那些渗进文字的牵挂，其实都在时光里慢慢长成了根，扎进静远堂的土壤里，扎进她的生命里。
傍晚时，老人开始做野菊枕，竹篾编的枕套上绣着腊梅，是村里的姑娘们你一针我一线绣的，针脚里还夹着些桂花，风过时香得人发困。“你祖父说枕着菊枕写东西，”老人往枕套里填着野菊花，黄色的花瓣在暮色里闪着光，“思路能飘到云里去，比喝浓茶管用。”
砚之蹲在旁边帮忙理菊花，发现花瓣里混着根银线，想必是从阿婉的绣品上脱落的，在暮色里闪着微光，像颗藏在花里的星星。“这是阿婉姑娘的念想，”老人把银线缠在枕头上，打了个漂亮的结，“说‘线连着线，心连着心，隔着再远也断不了’。”
夜里，砚之枕着野菊枕躺在床上，花香混着墨香漫进梦里，梦见祖父和老人在漠河的雪地里种腊梅，阿婉的红绳在风雪里轻轻飘动，像条温暖的蛇，把两个时空缠成了个圆。她在梦里听见祖父说：“等果子熟了，就用它酿酒吧，埋在静远堂的桂花树下，等砚之来挖。”
天快亮时，砚之被鸟叫声惊醒，是绣眼鸟在葡萄架上唱歌，声音清亮得像泉水叮咚。她跑到院里，看见青果又长大了些，纱袋被撑得鼓鼓的，像个快要分娩的孕妇。老人正往花架旁的土里埋着鱼肠，用厚土盖严实了，说：“这是最后一次追肥，再喂就过了，果子会贪长不结实。”
砚之蹲下去闻土壤的味道，腥气里混着桂花的甜，像把时光的味道揉在了一起。她突然明白为什么老人总说“过犹不及”，那些藏在施肥里的克制，那些落在转盆里的均匀，那些渗进文字里的留白，其实都是岁月教会的智慧——恰到好处的守护，才是最长久的温柔。
那天上午，县报的记者又来了，扛着台老式相机，镜头上缠着圈红绳，和阿婉的红绳如出一辙。“我们要做个‘乡村振兴’特刊，”记者对着青果拍照时，阳光在镜头上折射出七彩的光，“静远堂的腊梅是封面故事，标题就叫‘一粒种子的旅程’。”
老人坐在竹椅上接受采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的补丁，那是用阿婉留下的蓝布补的，针脚细密得像蛛网。“没什么好说的，”他看着镜头时，眼尾的皱纹像被风吹过的水纹，“就是些种树、看书的日子，跟院里的草木一样，枯了又荣，荣了又枯。”
砚之给记者续茶时，发现茶杯的把手断了半只，是用红绳缠着的，绳结和野菊枕上的一模一样。“这是阿婉姑娘的手艺，”李婶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手里挎着篮新摘的豆角，“当年我娘的陪嫁碗摔了，就是阿婉用红绳缠的，现在还摆在堂屋里呢。”
记者的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镜头从红绳缠的茶杯扫到竹篮里的书稿，从老人的银发扫到砚之的钢笔，最后停在花架上的青果上。“这果子长得真精神，”记者的镜头盖没关紧，在阳光下晃出个光斑，刚好落在纱袋上，“像有双眼睛在看着咱们。”
中午吃饭时，老人蒸了锅南瓜馒头，金黄色的面团上印着个小小的“福”字，是用祖父留下的木模压的。“你祖父说北方的馒头得用玉米面，”老人往砚之碗里放着咸菜，“南方的得用糯米面，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馒头，就像人，离了根就失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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