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时，我没有守在身边。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我没能够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能让父亲看我最后一眼。
那一年，我不到十五岁，还在上初中。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什么文化，大字不识一箩筐。他曾对我讲过，他小时候那会，别说没有“闲钱”读书识字了，就是填饱肚子都是问题。
虽然父亲没上过几天学，但他自己摸索着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他除了是个业余电工外，还会修各种家用电器、机动车。另外，他跟我母亲还开过饭店、炸过油条、开过馍馍房、养过肉鸡。我记得我家还轧过几年面条，有时轧面条时我也会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后来我家还养过蛋鸡。那时我家买进一批鸡苗，黄毛小鸡毛茸茸的特别可爱，我和哥哥没事时就去鸡棚帮着喂食添水。它们是怎么长大的我没看出来，反正忽然有一天早晨起床后，走进鸡棚发现有鸡蛋了。母亲说吃鸡下的第一个蛋对眼睛好，虽然有些迷信，但我们还是把第一次发现的鸡蛋给了我失明的姥娘吃。当然，姥娘的双眼并没因为这样的鸡蛋而重见光明。
父亲最拿手的就是建筑。他和村里的几个汉子曾组建了一个建筑班，专门给人盖房。
父亲这伙建筑班不光盖房技术高，再者就是价格便宜，所以特受本村及周围村子村民的欢迎，有什么活都揽给他们。建筑班里有人向父亲提过涨工钱，父亲始终都没涨价，用父亲的话说：都是乡邻乡亲的，没有吃亏不吃亏的。后来父亲病了，也就退出了建筑班。
虽然我不清楚父亲怎么会这么多技术手艺，但有一点我特像他——我喜欢全面发展。
父亲被查出患病的前一年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他十分无辜地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而且还是国家公务员打的。
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免除农业税，农民依然要交公粮交提流，父亲就是在交提流时无端被打的。
那年我家种着大棚，国家规定种棚的农户要交提流。
那天傍晚，父亲怀揣着钱去大队办公室交提流。按照发给我家的票据，父亲把钱给了从乡里来收提流的工作人员。谁知那工作人员却说钱数不够，我父亲便问怎么回事，那人说数据记错了。我父亲是按单据带的钱，于是憨厚老实的父亲就说钱不够要回家拿一趟。就在父亲转身欲走时，那人不由分说就把父亲踹倒在地。老实巴交的父亲自然要与他评理，好端端的打什么人？可不容我父亲多说一句，乡里来的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对父亲进行拳打脚踢，父亲倒在地上蜷缩一团，无力挣扎。
在家等父亲吃晚饭的母亲和哥哥左等右等都不见父亲回来，于是便去了大队办公室，那个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母亲和哥哥到大队办公室时已是人去屋空大门紧闭，只好又折返回家。
走到大门前，母亲和哥哥顿时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看到父亲就躺在大门前，浑身是伤。
母亲和哥哥赶紧把父亲扶回家，之后父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原来，父亲在村委会被打后便被那三个混蛋连拖带拽弄到了面包车里。在车里，三个王八蛋也没停止对父亲施以暴行，然后三个混蛋把父亲拉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三个混蛋又对父亲进行了更残酷的拷打。
父亲被打昏后，三个混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忙把父亲送到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处理。
父亲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可能是被打怕了，惊魂不定的父亲便要回家。没想到三个混蛋真把伤痕累累需要好好治疗的父亲拉回了家，然后扔在了大门口。
因为需要疗养，父亲又住进了医院，一些伤口还缝了针，还检查出了脑震荡。
父亲被打得着实冤枉，亲戚邻居自然不能忍气吞声善罢甘休，一定要讨个说法。于是我的叔叔大爷们就一起去乡政府找领导。那三个混蛋自然不敢抛头露面，乡领导也不敢透露三个混蛋的踪迹，表面上说一定会严惩，实际上都是“官官相护”。
叔叔大爷们屡次三番地去乡里讨说法，但有关领导迟迟都没什么表示。老实巴交的父亲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就不让我的叔叔大爷们再去镇上。
但这样忍气吞声也不行啊，正好我的姑父在法院上班，于是我们就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事。得知我们要起诉打官司，乡领导害怕忙慌了，赶紧保证一定妥善处理。中规中矩的父亲也不想把事情闹到法庭上，于是便没有打官司。
镇领导保证的妥善处理并没及时处理，更谈不上妥善。后来，人人得而诛之的那三个混蛋被调到了外乡继续当公务员，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官官相护吧。又过了好久，镇上相关单位才给父亲赔偿了不到两千块钱的医药费。
这件事就这样便宜了那些挨千刀的混蛋。
一直以来，我对那些混蛋是恨之入骨的，如果遇见他们，我定会将他们五马分尸或千刀万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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