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期，在古城那地方，开小煤窑确实挺容易，投资小，赚钱快，运气好的话，短时间内能挣不少钱。
当时小煤窑的煤卖得很便宜，每吨也就四五十块钱，比大矿的价格至少便宜一半。
尽管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不好，煤炭产大于销，很多国营煤矿被迫停产或者限产，但其实对小煤窑的影响并不大，只是价格上不去，矿主挣的钱少了点而已。
虽然售价只有大矿的一半不到，但小煤窑的生产成本低，只有大矿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在大矿亏损严重、不得不停产限产的时候，小煤窑反倒迎来了一个爆发期，趁机野蛮生长，不断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
榆树坪井田的范围大，赋存浅，又是山区，煤层露头的地方不少，是小煤窑的聚集区。
最多的时候，榆树坪矿周围的山坡上沟岔里，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小煤窑，这些小窑的年产量，几乎撵上了榆树坪大矿的产量。
和十年后“煤老板”一吨原煤净赚上百甚至几百元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小煤矿的矿主，每卖出一吨煤，能落到自己手里十块二十块，他们就很满足了。
虽然单位利润不高，看起来不起眼，但架不住量大啊。
随便一个小煤窑，年产量也是一万吨起步，老板一年赚个十万八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一些地质条件优良，产量高，煤炭质量好的小煤窑，一年的纯利润可能达到七、八十万，个别的甚至可以超过百万元。
榆树坪煤矿矿长杨树林，是科班出身的高级采矿工程师，正县团级，工龄三十多年，当时的月基本工资不过七八百元，加上各种补贴和名目繁多的奖金，一年的总收入也不会超过两万。
这个收入，是全矿一万多名正式工的天花板水平，至少是全矿人均收入的四倍。
横向对比一下，就能知道当时小煤窑老板的收入，是什么样的水平。
小煤窑能赚钱不假，但高收益伴随的是高风险。
小煤窑的生产条件恶劣，缺少基本的安全防护措施，老板也舍不得花钱买安全装备。死人是常有的事，瓦斯煤尘爆炸，塌方冒顶、透水之类的恶性事故也时有耳闻。
当时，国家对国营矿有百万吨死亡率的考核指标，也就是每生产一百万吨原煤，允许你死两三个人。
死亡人数超过了这个指标，说明你们的安全工作做的不好，需要改进。
小煤窑不在煤炭部的管辖范围内，没有人去管理考核它们。如果有统计数据的话，八九十年代，各产煤区小煤窑的百万吨死亡率，可能会惊掉很多人的下巴。
一起大点的事故，可能会让矿主赔的倾家荡产，此生难有翻身的机会，也有可能让矿主身陷囹圄，吃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牢饭。
虽然我拒绝了大宝合伙开小煤窑的要求，但这家伙不死心，后来还多次诱惑我。
分一半股份给我，不用我出钱投资，还允诺我不用辞职，也不用抛头露面，只当幕后老板，只负责出谋划策，做决定，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挣的钱兄弟俩对半分。
这样优渥的条件，也就卫大宝能给我，但我从来没动过心。
我很热爱现在的工作，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
钱确实是个好东西，没人不喜欢它。但说实话，我对金钱的态度一直都很淡漠，从来没有在钱的事情上费过心思，也没做过大富大贵的美梦。
参加工作前，在老家上学的时侯，我还是个孩子，家里的事插不上手，衣食有父母操心，学杂费也由他们负责，我兜里没装过钱，也没有花钱的意识和需求。
参加工作后，第一年的时候工资不高。每月领了工资，一半寄给父母，剩下的一半除过买饭票菜票，也没太多要花钱的地方，到月底总会有结余。
衣服以单位发的工作服为主，看电影有工会发的电影票，理发在矿上的理发室，每月两张理发票总要剩下一张，洗澡是免费的，毛巾洗衣粉肥皂属于劳保用品，单位发的足够用。
算来算去，除了牙膏牙刷，内衣内裤和每年买两双鞋子，也没需要花钱的地方。
在煤校上学的两年，同学之间交往应酬多一些，每月的支出比上班的时候翻了一番，但我们是委培生，除了工资外，每天还有八毛钱的补助，我也感觉不到经济上有压力。
毕业后进了机关工作，转了干，工资涨了两级。
虽然学会了抽烟喝酒，但我是个比较自律的人，抽烟的档次不高，喝酒的频率也不高，每月花在烟酒方面的钱不多。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原因，一直以来，钱财在我心里没什么位置，也左右不了我的行为。
卫大宝从小在山里长大，小学没毕业就弃学了，在家闲逛了两三年后，参加了工作，在运输队当轨道工，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怎么说呢，他的性格偏软，缺少主见，不管干什么事，总给人一种黏黏乎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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